史迪威与陈纳德同为抗日战争时期美国援华将领，前者曾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后者曾任中国空军参谋长，都为中国抗战英勇奋战。由于其二人个性原因，产生了对事物的不同认识和迥然有异的处理方法，彼此不能很好合作并产生很大分歧，从而对中国抗战的总体产生了不同的作用与影响，本文拟对此作一分析。
    一
    “个性”一词概念的内涵非常丰富，有几种不同的定义，通常指人的心理倾向、心理过程的特点，个性心理特征及心理状态等综合心理结构。“个性”可以解释为心理的差异性，但不是在生活中那种暂时的偶然表现出来的心理特征，而是一个稳定的特点。一个人从出生后，经过社会生活实践，逐渐形成一定的动机、理想、信念和世界观，而使自己的活动总是带一定的倾向性，而使自己的心理面貌在不同的生活情境下都可以显示出相同的品质。而少年时代的经历则对个性的产生打上鲜明的烙印。史迪威与陈纳德的个性都十分强，他们的性格、气质与能力都很出色，下面逐一分析二人个性的形成原因与环境，找出其中的差异来。
    史迪威出生于美国南方弗罗里达州帕拉特兴附近一片茂密松林的农场中。他的性格中有着松树样的倔强和正直。他的祖先中有二位曾为美国的独立而战，他的父亲独断专行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处理事情的方法和神态都显示出与众不同，并深深影响了史迪威。
    史迪威从幼时起便是一个聪明活泼而富有进取心的孩子，不喜欢循规蹈矩，最讨厌去教堂作礼拜，认为“宗教并不给人类带来任何好处，认为应当彻底抛弃宗教，而用知识来武装自己的头脑”①。他在中学时代便充满热情和组织才能，“各门学科都名列前茅；喜爱体育运动，网球、足球、长跑、舢板样样精通，并是校足球队的核心与灵魂，在他颇具大将风度的指挥下，曾率领校队在与市高中校队比赛中夺冠。
    史迪威性格中的另一面则是喜好恶作剧，爱冒险，胆大妄为。于是他父亲决定对其严加管束，在高中毕业后令其上西点军校，培养服从与勇敢的精神。在军校中，史迪威的日记中写道：“立正、立正、立正；训练、训练、训练；阿！上帝……起床就象下地狱，然后就开始训练”。在单调的训练中，低年级学生还要忍受高年级学生的体罚，他认为“这一切就和地狱一样。”正是4年的严谨生活，培养了史迪威正统的军事条例般的刻板与服从，但严格的军校生活，并没有磨炼他的爱好与叛逆捣乱的性格，他在吃饭时在饭厅中投掷食物，大声制造混乱，晚点名时在宿舍中学猫叫，种种恶作剧，都使他被扣去学分。他语言尖酸刻薄，爱挖苦人，忌恶如仇，他自己承认有时“不讲道理、缺乏耐心，喜欢报怨，常板着面孔，疯狂、严厉、爱骂人、粗鲁”。在他性格中有一种近乎偏执的固执，尽管成绩优秀，但毕业后一直怀才不遇。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史迪威先后3次被派往中国，对中国的国情颇为了解。1935年曾在中国任武官，当时正是日本在华北加紧侵略的年代，他从中国政府对日本的妥协政策和军队部署中，产生了对最高统治者蒋介石的看法：“他可能根本就不准备采取行动，或者他根本就不知道和第一流军事强国作战意味着什么，……假如他打算沿陇海线和日本决战的话，那么他到这时还没有准备好就是一个十足的大蠢货；要不然就是他愚蠢到以为他可以在战斗开始后再把部队调到那里，并挡住日本进攻”②。史迪威对蒋介石的最初看法，逐渐形成先入为主的一种成见和偏见，而且影响了他日后与蒋介石的合作，这都是史迪威固执的个性在作怪。
    陈纳德出生于美国南方德克萨斯州的康麦斯，他的童年是在密西西比河流域度过的。这条著名的大河造就了他散漫而豪放的性格。他说：“童年时代那种无羁无束、放浪形骸的生活和继母所给予我的同情和爱的教养，把我的心性塑成了一种跟现代的社会似乎有点格格不入的典型。稚龄时虽然我不致离群独处，但我从来不高兴接受大孩子的指导，因此我宁愿自行其事或在小孩子群中做首领。我喜欢教导他们，并且对强凌弱、众暴寡这种行为时常挺身而出，扶弱锄强。对于一种不自觉的冲动我常欲出人头地。我于是要跑得快、跳得高、游得远、潜得深；钓鱼要大的、射猎要比别人准确；看书要比别的孩子多；在田里工作要最卖力；在学校里每门功课都要名列前茅；在垒球中是最出色的选手；当篮球的中锋，足球也玩得不错；无论做什么事我总要独占鳌头，另一方面我却是一个既怕羞而又敏感于别人底批评的人，同时对比我年纪大的人罕有信心……
    “我很年轻的时候就思虑过人，精力充沛，对任何问题都能当机立断而见诸行动。我对于那些优柔寡断的人很看不惯。这种独断独行的个性对于我以后的工作颇有不良的影响，因为我时常不能向我的上司详述我的计划。通常当我被迫向别人解释我的计划时，我就感到有点难堪，因而使我的一部分上司觉得我是易于冲动而不够稳健……”③。
    陈纳德曾报名投考西点军校和海军学校，当参加入学考试时，“看到那阴暗、灰墙的校舍，我的做海军上将的热情不觉冷了下来。……看来这种刻板的生活，对于一个路易斯安那州的野孩子实在太不相宜了，于是在最后一场考试中，我故意交了白卷”④。陈纳德散温而好胜的性格，决定他选择了航空学校学习飞行。当他驾机自由地翱翔在广阔的蓝天上时，从心底感到一种满足。他执著地偏爱战斗机，钻研其理论，后来成为空军战术学校战斗机战术教官。由于他标新立异的性格，与他的上司和周围关系搞得不很融洽。
    1937年春，陈纳德因身体和性格等原因，以上尉军衔从空军退休，不久，前往中国，受知于蒋介石与宋美龄，从而一跃而成为中国航空委员会顾问，负责主持训练中国年轻的空军。陈纳德是怀有知遇之恩来看待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这也是一种先入为主，使陈纳德与史迪威对蒋介石的看法大相径庭。1943年，史迪威与陈纳德同受罗斯福总统的召见。当罗斯福问及二人对蒋介石的看法时，史迪威回答说：蒋介石是个从来不守信用，动摇不定，诡计多端，极不可靠的老恶棍。”而陈纳德的回答是：“蒋委员长是当今世界上两三个最伟大的军事和政治领袖之一，他从来没有对我食过一次言，背过一次约。”史、陈二人爱憎分明，回答问题的立场各不相同，皆带有个人感情色彩。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参谋长，是美国政府的任命，而陈纳德任中国空军参谋长，是蒋介石的任命，背景各不相同，价值取向也就完全不同。尽管史迪威与陈纳德个性中有很相似的地方，都很固执，独断专行，当机立断，富有勇敢的献身精神，当自己的主张与理论与周围环境或上级发生抵触时，都敢于直言而怕得罪人。他们二人都具有胆质汁的气质，精力充沛，思虑过人，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却由于价值取向不同，立场与观点也大不相同。因此，史迪威不与蒋介石很好地合作，正如赫尔利评论的那样，蒋介石与史迪威“性格有异，互不相容”。而陈纳德与蒋介石性格有异，但却能很好地合作，正是相同的价值观在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