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国王与议会对税收权的争夺 随着西欧国家体系的形成,“15至18世纪间,所有的国家所最为关注的事务是准备并有效地进行战争。”[6](p.337)军队大量增加,财政支出急剧上升,于是不断强化税收体制,“这样,西欧的专制制度就遵循以下途径发展起来:①增加全国财政开支,‘最大最执著的刺激是建立军队和进行战争’;②统治者与臣民的暴力冲突最根本的原因是征税;③扩大和重组官僚机构的最重要动机是向不服从的居民征税。总之,战争、征税、镇压对征税的反抗,成了西欧专制制度发展的强大动力。”[6](p.338)专制君主无穷的战争给现行的税收体制带来了前年未有的压力,英国也不例外。 当时政府名义仍然从属于王室,开支仍从国王的国库中支取。关税仍是国王们的主要财源之一。16世纪前期,出口产品结构发生了变化,由出口羊毛为主转向出口呢绒,而呢绒出口关税比羊毛低很多,再加上亨利八世穷兵黩武,对英国的外贸造成破坏,使得此时的关税呈下降趋势。但到伊丽莎白时期,关税仍占有比较重要的重要地位,即位第一年关税收入就达到8.3万镑。通过扩大关税的征收范围,如对所有酒类征收关税,以及不断提高关税税率,使得每年的关税收入都在5-8万镑之间。此外,从亨利八世开始,国王的直接税收入开始增加,包括传统的1/10和1/15税以及补助金,亨利八世统治期间,共征得直接税达100多万镑。伊丽莎白时期,直接税的征收更为频繁,有时连续几年征收,共征得315万镑。[8](p.144-151) 总之,16-17世纪英国税收增长得很快,从16世纪中期的岁入20万镑增长到内战前夕的平均岁入66万镑。[9](p.320-321)并且,这一时期出现了英国历史上税收体制演变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开始向现代国家税收原则--税收用于满足政府正常需要--过渡,到16世纪中期,大部分税款都被用于政府的日常公共开支,用于维系国家机构的正常运转。 征得的税收根本无法满足开支的需要,这是自都铎王朝以来,英国王室面临的困境之一,英国国王们不得不广开财路,弥补不足。同时,随着近代国家的形成,君权走向专制,议会在开支和投资决策过程中只直到很小的作用,国王也越来越希望自力更生,绕过议会,通过扩张王室来为政府筹集资金,如斯图亚特王朝,尤其是查理一世时的征税实际上一直都没有得到议会许可。这种不经过议会批准、被议会视为“非法”的手段,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首先是没收教产。亨利八世通过教会改革,总计封闭男女修道院718所,遣散僧侣修女8000余人,修道院资产全部没收,大批修道士被迫还俗。修道院的大量浮财地产,多半由国王转让出售。到1547年亨利八世过世时已有1/3-2/3地产被转让或出售给俗人。亨利八世凭空获利142万英镑。但巨额的战争费用使亨利从修道院夺来的财富迅速告罄,于是便增收各类捐税、举借贷款、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和改铸劣钱来弥补财政亏空。[4](p.148)爱德华六世和玛丽女王继续转让没收的地产,1558年伊丽莎白女王即位时,3/4的修道院地产已非王有。[5](p.116)在1588年与西班牙的战争结束时,伊丽莎白女王已经出售了25%的王室土地,筹集了75万英镑。尽管如此,詹姆斯一世还是继承了伊丽莎白时期遗留下来的35万英镑债务。在其在位时期他又出售了25%的王室土地,使得王室领地的收入由15万下降到3万。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依然要偿还遗留的债务。为了开支而出售大量可以获得税收的资产,表明税收问题已经成为当时很普遍的疾患。它还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税收问题日趋恶化,因为每次出售土地都意味着未来的收会减少。实际上,在1617年已经出现了入不敷出的现象,赤字达到了3.6万英镑,或者说收入只够支出的90%。[11](p.59) 其次是借款特别是强迫贷款。短期贷款,为中古以来国王惯用的弥补不足的办法,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时,因为财政拮据,不得不依靠借款度来满足财政需求,爱德华四世主要向羊毛和呢绒出口集中地商人、伦敦商人、外国特别是意大利银行和商人借款,亨利七世则首开都铎王朝强迫借款之先河,所有这些手段也为斯图亚特王朝所采用。英国的富人们成为国王借贷的对象。通过1604和1605年间的借款,国王1年就借到了111891英镑,直至1609年12月才最终清偿完毕。1617年的强行借款(还不到10万英镑)直到1628年才得以偿还。从1611年到1625年,国王一直通过相同的办法来贷款。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贷款越来越像税收,但由于它们都属于贷款,所以,国王并不需要得到议会的批准。但是,国王并未与财富集团建立起一种系统的、正常的关系,即履行今天的承诺以获得未来的贷款机会。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斯图亚特王朝大多是以威逼利诱的方式来获得贷款的,所以是强迫贷款。[11](p.59) 第三是卖官鬻爵。詹姆斯国王还迎合中初阶段的虚荣心理,指示亲信卖官鬻爵,加快封赐爵位,借以敛财。詹姆士一世即位不久,仅4个月不列颠就增加了906名骑士,全国骑士总数陡然增加了2倍多。此后,他加大了出售骑士爵号的幅度,由1610年的每年31名增加到1615-1619年间的平均每年120名。[4](p.181-182)他从1611年开始以1095英镑的价格出售准男爵位头衔,而且承诺出售数量有限。但很快就降低了价格并卖出了超过承诺数量的头衔。截至1622年,售价跌到220英镑。[12](p.113-114)上院贵族爵位的出售是在他即位后第三年开始的。到1628年新议会开会时,上院世俗贵族达到128名,是斯图亚特王朝初期时的2倍多。[4](p.182)英国贵族院(上议院)规模的扩大改变了现有议席的价值,因为它限制了现有议员保护自己免受国王控制的能力。[11](p.60-61) 第四种增加收入的办法就是出售垄断权和“特许权状”。都铎和斯图亚特王朝广泛地实施专卖制度,在玻璃制造、制盐、肥皂制造等行业中广泛采取发放许可证的做法。“1606年宫廷债务攀升至60万英镑,迫使国王出售专卖权和王室森林,平衡政府开支,但收支仍不相抵。”[4](p.181)为了增加收入,国王还通过其他方式利用政府权力。例如,国王的代理人利用古代的王室食物征发权,以“公共目的”为由强买许多商品,所支付的价格均无不低于市场价。在17世纪20年代,王室食物征发权每年带来的“未经议会表决的”税收达4万英镑。[11](p.61) 国王绕开议会,不择手段地增收,极大损害了自己的信誉,也损害了工商业的利益,但是仍不能解决财政的窘境。斯图亚特王朝国王争夺税收大权的图谋,遭到议会的强烈反对,于是国王与议会的冲突只能靠革命来解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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