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一门科学，“言必有据”，来不得半点虚妄臆测。史学史上每一个具体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对史材的认真搜集和甄别。因而一个历史时期史料的多寡，直接影响着该时期的研究状况。诸如汉唐明清这样空间统一、时间长久的断代，史料留存丰富，研究成果亦多；而相对分裂割据、血食未久的历史阶段，往往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这种局面所以形成，史料的散佚匮乏、真伪杂揉是其重要原因。五代十国时期正是这样一个薄弱环节。这个时期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年，却浓缩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诸多矛盾，有着历史转折关头所特具的丰富内涵，很值得认真加以研究。十国中的南唐政权很有代表性，它历时虽短，灭国颇晚，有杨行密据吴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基础，有成其一自然单位又沟通南北的地理位置。当其强盛之时，东灭闽，西亡楚，拥淮北江南三十六州疆域，“比时割据诸国，隐然大邦”①。南唐史研究对五代十国史和江南社会发展史的研究都具有特殊价值，然而南唐史料颇乏，传世文献屈指可数。今日我们所能看到的较为完整的南唐史著，即入清之时尚存者，幸赖《四库全书》全部收入，个别残篇亦有存目，为今日南唐史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依据。
    《四库全书》所收南唐史著，计有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南唐近事》；龙衮《江南野史》；马令《南唐书》；陆游《南唐书》；不著撰人的《钓矶立谈》、《江南余载》；以及明陈霆《唐余纪传》和清王先舒的《南唐拾遗记》。此外尚有无名氏《五国故事》和清吴任臣《十国春秋》叙及南唐史事。
    考南唐史著始修于北宋。宋人所著《五代史》承五季周统，视十国为僭伪，虽无法回避周边政权存在的史实，但记载极少。宋太宗赵炅深知南唐政权的意义，十分重视总结南唐盛衰兴亡，即位之初乃命南唐旧臣徐铉、汤悦撰修南唐史著。陈振孙曾录《南唐烈祖开基志》十卷、《烈祖实录》十三卷，曰书为南唐旧人作，至宋已不全，且徐铉、郑文宝皆谓其“事多遗落”②。是谓南唐以战败亡国、其原始文献资料多毁于兵燹，至太宗朝已是十不存一。徐、汤二氏难为无米之炊，虽勉力集李氏旧事而成《江南录》，却亦被时人讥为“事多遗落”③，引起一时学者重修南唐史风，徐、汤《江南录》反而不传。陈彭年《江南别录》、郑文宝《江表志》是继起补作的代表。陈氏为江南名辈，颇详于南唐见闻，其《江南别录》四卷（《四库全书》合并为一卷）专为“补（徐汤）所未备”而作，详为吴唐三主立传，可取者甚多。但陈书敝在“颇好语怪”，“体近稗官”，“端绪亦未分明”④，难称良史。郑文宝亦南唐旧臣，徐铉弟子，曾亲事李后主，补闻当近于真。惜郑书无体例，杂记三主事为三卷，“不编年月”，“于诸大臣只标其名而无事实”，记载简甚，“去取亦不可解”⑤。另著《南唐近事》二卷亦为三主事杂记，凡六十则。《四库全书》所收《江南余载》二卷，原书不题撰人。是书清初已散佚无几，赖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辑录得存。书序记载时治南唐史者，尚有王举、路振、杨亿、龙衮数家，“皆不足以史称”⑥。此数家今仅存龙衮《江南野史》十卷。书用纪传体，原书二十卷⑦，至明已无完本，《四库》开馆时佚脱其半⑧；原作八十四传⑨，今本阙五十。且诸传叙次冗杂，颇乖史体，观《江南余载》序，可见时人已诋其疏。然龙氏著录“与《五代史》颇有异同，可资考证”⑩。《钓矶立谈》一卷，《四库总目提要》考为南唐旧臣史虚白之子作于宋初。著者存疑。其书杂录南唐事迹，附以论断，文字不多，其意亦在正《江南录》之诬罔。至于明清陈霆、毛先舒书，则甚无足取。陈霆《唐余纪传》二十四卷，旨在以《通鉴纲目》帝蜀之意为南唐正统序，体例学步《新五代史》，史料“杂采稗官，漫无刊削”（11），故虽有二十四卷之巨，《四库全书》却只予存目。毛先舒《南唐拾遗记》一卷，亦为《四库》存目。其史料皆前列各书“习见之事，无一异闻”（12），问世又晚近，故无收取价值。《五国故事》二卷，为“小说之体，记录颇为繁碎”（13），但间或有异于别史它书处，尚资考证。而清吴任臣之《十国春秋》向有佳誉，“于旧说虚妄多所辩证”（14），一般治南唐史者多用是书。然而统观其南唐史事二十卷，汇集前人精华之作，多有所本，严格地说不是第一手资料，这就不免削弱了该书的学术价值。
    比较南唐史著著述时间早、资料翔实、史料价值高者，公推宋代胡恢、马令、陆游三家《南唐书》。胡恢书早已失传，本文从略。马令、陆游书皆收入《四库全书》，同时有多种版本传世。
    马令为北宋末年宜兴人。其祖马元康世家金陵，多知南唐旧事，曾“旁搜旧史佚文”，又“集诸朝野之能道其事者，欲有所著，未及撰次而卒。马令读《江表志》，有感于是书“忘远取近”，“率皆疏略”（15），乃秉承先志，于崇宁四年撰成《南唐书》三十卷（16）。马令《南唐书》“略备纪传体”，书法“谨严不苟”（17），见闻广备，保存了大量南唐史料，名扬当时。但是马令书在编纂体例、材料弃取、人物事件评论诸多方面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且“于诗话小说不能割爱，亦不免芜杂琐碎，自秽其书”（18）。这就使得马令书省繁失当，精华与糟粕并存，稍晚于马令的陆游或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重撰了十八卷《南唐书》佳史。
    陆游在中国文学史上久负盛名。他的诗文不仅以其“量多”、风格清新刻露且出于圆润著称，同时又切近时代生活，充满忧患意识，堪称杜甫之后的一代“诗史”（19）。但是人们很少知道，陆游还是一位史学家。他秉自家学，“三备史官”，预修《孝宗实录》、《光宗实录》，自撰过《高宗圣政草》（20）。《四库全书》所收他的南唐史专著在南唐诸史中素享佳誉，为历代学者推重：
    宋·陈振孙曰：陆书“采获诸书，颇有史法”（21）。
    宋·周南曰：“近时陆放翁作《南唐书》，文彩杰杰，大得史法”（22）。
    元·赵世延曰：“山阴陆游著成此书，最号有法”（23）。
    元·戚光曰：宋人治南唐史者虽众，“惟陆游编取折衷”（24）。
    明·毛晋曰：“先辈云马、胡铨次，识力相似，而陆游遒迈，得史迁家法”（25）。
    明·沈士龙曰：陆书“芟雉稗秽，折衷诸家，殊得史氏家法”（26）。
    明·胡震亨曰：“余始得马令《南唐书》读之，以为正可作酒后谈资耳。及得陆游《新修南唐书》读之，乃知正史稗官迥自悬别，未可以伪史忽之”（27）。
    清·周在浚曰：“以予观之，令非史才；所记多稗官之类，当与《江南录》、《江南野史》诸书并行，非放翁比也”，而“陆书发凡起例，详略可观，足继迁固。三主名纪，俨然以正统归之，其识见较马令超远，可与欧阳公《五代史》相匹，非诸伪史可比也（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