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蜀汉迄今对“考信于‘六艺’”一语的误解
    司马迁在其“七十列传”之首传《伯夷列传》的开篇，就提出了一条史学方法论的原则：“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汉人有时称“六经”为“六艺”）根据我们粗浅的认识，自汉迄今的《史记》研究者都没有理解这条原则的真谛。一般都从考据学着眼，把“考信于‘六艺’”体会为：以“六经”为标准考订历史文献中所记载的事件的真伪性。最早作出这样理解的人可能是蜀国光禄大夫谯周（后降晋），刘知几指出过：“晋散骑常侍巴西谯周，以迁书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诸子，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其缪”（《史通·古今正史》）。谯周认为司马迁本人撰写周秦以上的历史时，也没有做到考信于“六艺”，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身，根据旧典（六经）纠正了《史记》中的错误。近代学者陆懋德说：“‘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此即司马迁之法，蜀谯周宗其法，作《古史考》；前清崔述宗其法，作《考信录》，并皆以‘六经’为断。然‘六经’不尽可信，则其方法有时而穷”。
    我们认为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一语，并没有考据学的校雠和辨伪的含义，这不是由于司马迁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而是由于时代的限制。可是，从另一方面看，司马迁的这句话具有比考据学更为精深的历史理论的含义。
    首先，我们可以借用西方近代历史科学的两个不同学科的区分--即分为“史料学”（heuristic）和“史料鉴定学”（sources－criticism，或译“史料批判”）--来理解“考信于‘六艺’”这句话。这也就是说，通观《史记》全书，这句话的含义是指史料学上的史料的处理问题，而不是指史料鉴定学上的史料“真实性”问题。最好还是用司马迁本人的话来表明，他在《太史公自序》的结束语中说：“《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司马迁在历史理论上把他的“成一家之言”归结为“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而在方法论上则把“成一家之言”归结到一个史料处理的原则：“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我们认为司马迁的“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和“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这两个说法是可以相互“发明”的。问题在对于这四句话的本义应当怎样理解。我们先谈谈后二句的传统的理解。如《史记》的权威性注释《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作了同样的理解。《索隐》云：“迁言，以所撰取协于‘六经’异传、诸家之说（《正义》作“诸子百家杂说”）耳，谦不敢比经艺也。异传者，如子夏《易传》、毛公《诗》及韩婴《外传》、伏生《尚书大传》之流者也”。《正义》的理解也是这样，不过多举了“丘明《春秋外传国语》而已”。这两种注释的作者对“异传”的解说是毫无问题的，但是他们把“协”训为“比”，从而认为司马迁谦虚地不敢以其所撰比之于“经”，而只比之于各种“传”。他们的这种理解显然是不正确的，因为司马迁在谈“成一家之言”时，是就他对历史资料的处理手法而言，没有什么在道义上的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根据我们的理解，“协”应训为“和”，如《尚书·尧典》：“协和万邦”。《尚书·汤誓》中有“有众率怠不协”，《史记·殷本纪》在引用时把“不协”通俗化为“不和”。可见，“协‘六经’异传”（“厥”是虚词）就是努力把“六经”的各种“传”中的不同说法协调起来。在进行协调时，有时必须进行疏通或填补史料的不一贯或不足之处。这就是司马迁所谓的“拾遗补艺”（《集解》注：艺，六艺也）。用西方历史方法论的术语说，也就是运用历史家的“猜测力”。近代西方史学的奠基人尼布尔说：“我是一个历史家，因为我能把不相连贯的片断拼成一幅完整的图画；我知道哪里遗失了材料，也知道怎样来填补它们。谁都不会相信竟能有这么多似乎已经遗失的东西能够得到恢复。”他并且声明，他可以在上帝面前保证：“我没有故意地或未经认真考核而写了任何不真实的事情”。中西古今的伟大历史家如出一辙。对于“诸子百家”，作为史料搜集的对象而言，司马迁用了一个较严格的动词“整齐”。所谓“整齐”，如司马迁在其《自序》中用于《张丞相列传》时所说：张苍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但“汉初，文理未明，苍为主计，整齐度量”，这虽是对度量制度而言，但就“整齐”一词的一般含义言，也就意味着：当某种文献文理未明时，应当根据某种标准或原则，加以整顿去取，而纳于齐一的秩序中。战国以来的诸子百家（《汉书·艺文志》中分为“九流十家”），如班固所指出，确实是“各引一端”，“纷然淆乱”。而司马迁的历史主义，如表现在本纪、世家和十表中者，是把经验中的事实（人事）纳入年代学的顺序中加以考察，即“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例如诸子中的庄子，如司马迁所说，“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皆空语无事实”，而且其宇宙观更是超时空的，总的说来是“非历史的”。不过，司马迁认为庄子“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故仍可作为史料搜集的对象，不过要加以“整齐”式的处理。这和“六艺”只须要“拾遗补艺”就有了显著的不同。在孔子以前，“六艺”是“王官之学”，即只能由国家的行政官吏来掌管：《易》掌于太卜，《书》藏外史，《礼》在宗伯，《乐》隶司乐，《诗》领于太师，《春秋》存乎国史。用章学诚的话说：“‘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用西方近代历史大师兰克的术语说，“六艺”是国家的档案，是“第一手资料”。而“六经”的异传，则是私人讲学对“六艺”的“拾遗补艺”。所以班固在其《艺文志》中，把各种“传”分别归于相应的各种“经”中。例如，“春秋家”除了《春秋古经》外，有三传（左氏、公羊、谷梁）以及各种有关《春秋》的异传，如《国语》、《世本》、《战国策》直到陆贾的《楚汉春秋》、司马迁的《太史公》（《史记》），等等。这样说来，我们认为“厥协‘六经’异传”和“整齐百家杂语”不是平行语，而是在史料取舍上以前者作为后者的前提，但是这个前提不是用来判别史料的真伪，而是作为取舍后者的历史观和理论的根据。班固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他说：“诸子十家（班固以之包括了哲学的、文学的、科技的、历史的一切文献典籍）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亦‘六经’之支与流裔。……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关于“六艺”在司马迁史学理论中的意义，我们在下文中再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