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博学于文，约之以“六艺”
    为了容易说明问题起见，我们借用戴东原的与考证有关的术语“义理”一词。他提出的有名的中国古代学术三分法：“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义理，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戴震文集》卷9《与方希原书》）。他所谓的“制数”有时又称之为“考核”，更通常的说法是“考订”、“考证”或“考据”。我们不过借用“义理”（即我们所谓的“理论”或“哲学”）和“考证”作为两个区别名词，用以表明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乃就义理方面言，不是就考证方面言。
    首先，我们需要说明的是：如果把“考信于六艺”作考据学的理解，那就有悖于司马迁对“六艺”在历史学上的价值的肯定。如所周知，全部六经的文献，即使把直接解释“经”的各种“传”包括在内，都是战国末以前的作品。这是它们的时限性。这也就是说，只有战国末以前的历史撰述，才能以六经作为判断史料的真实性的标准。这样说来，战国以后的历史就不能通过史料批判而加以陈述。如果把“六艺”的考信理解为“义理”（章学诚称之为“道”）方面的，那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了。诚如章学诚所说：“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出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文史通义·原道》）。司马迁本人正是把六经的意义归之于义理（亦即归之于历史理论·方法论）方面，而肯定其永久的规范性价值。他说：“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又说：“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学者至今则之”（《太史公自序》）。
    如果要保卫我们的观点，必须对《伯夷列传》开篇的第一段作出再理解。因为《史记索隐》和《史记正义》对该段作出了不正确的理解而遗误后人。在该段中，司马迁在“考信于六艺”一语后，紧接着说：“《诗》、《书》虽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他说的“可知”之事乃指《书》中《尧典》、《舜典》和《大禹谟》三篇“备言虞夏禅让之事”。他指出，《书》中把虞舜、舜禹之间的禅让叙述成非常慎重的事：“岳牧咸荐，乃试之于位，典职数十年，功用既兴，然后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统，传天下若斯之难也”。他显然根据《庄子》中的《让王》、《外物》、《逍遥游》等篇（司马迁未明说这根据）中所谈到的尧让天下于许由，商汤伐夏桀后让位于卞随、务光的故事。司马迁于是问道：“此何以称焉”？又问道：“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其文辞不少概见，何哉？”《索隐》和《正义》注解为：《诗》与《书》的文辞都“不称说”许由等人的事，“不少（不稍稍）梗概载见”，这是为什么？《索隐》并且由此推断为“是太史公疑说者（指庄周）之言或非实也”。这就是说，《诗》、《书》所以不载庄周之言，在司马迁看来，恐怕是由于说者所言非实。这也就是说，司马迁的“考信于六艺”，就是根据“六艺”去考证“六艺”以外的史料的“真实性”。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索隐》和《正义》的这种理解（包括其前的谯周和其后的崔述的理解）是错误的。因为司马迁明白肯定许由、务光等人是真实的人，他们不受尧、汤愿意出让的天下，甚至“逃隐”或自杀也是事实。因为司马迁说：“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又说：“余以所闻由、光义至高”。由此可见，司马迁所说的“此何以称焉”是感慨之词，“其文辞不少概见”是惋惜之词（可惜《诗》《书》未载）。他知道，孔子最爱表扬有“让”德的人，他说“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言下之意，孔子不序列许由、务光等人，是可惋惜的事。此外，司马迁所用的警句如“天下重器”和所引《采薇歌》中的“以暴易暴”都是出自《庄子·让王》篇中的“故天下，大器也”和“推乱以易暴”。再者，司马迁对孔子赞扬伯夷、叔齐的品德是颇有微词的。他爰引孔子的如下两段话：“子贡问‘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语语·公冶长》）。“（子贡问）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论语·述而》）。但是司马迁根据伯夷、叔齐的《采薇歌》（佚诗）中的怨语，觉得很奇怪，他问道：“由此观之，怨耶非耶？”而孔子道德理论中的“仁”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以此标准衡量，伯夷、叔齐是谈不上“求仁得仁”的。
    话虽这样说，不过除孔子和儒家的学说外，诸子百家杂说在性质上基本是哲学的（义理的）、文学的（如辞赋家）、科技的（兵家、农家），而不是历史的，甚至有反历史主义的（如老庄）。所以司马迁还是承认孔子“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于后世”在历史编纂学方面的规范作用。既然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如吴太伯、伯夷之伦详矣”，所以司马迁在撰历史时，在“世家”方面还是始于《吴太伯世家》，因为孔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太伯》）。在“列传”方面，则始于《伯夷列传》，孔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这是“公论”，庄周也是这样评价伯夷、叔齐的（《庄子·让王》）。
    根据以上两方面的论证，我们可以归结为：“夫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的真义就在于，以六经的义理去整齐百家杂说而获得历史思维（即历史的义理）的通识，也就是我们上引班固的理解：“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即诸子百家杂说--引者注）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
    以下，我们略述一下“犹考信于六艺”一语的真谛究竟是什么？
    首先，我们可以指出，“考信”一词可能来源于《礼记·礼运》的“以著其义，以考其信”。根据标准注释，“著，明也”；“考，成也”，这两句话在《礼运》篇中是就“礼义以为纪”而言，即“约之以礼”的意思，所以注释家们都理解为用“礼”来“成全”人民的“信”这个美德。司马迁把“考信”用之于史学时，应当是说，学者在载籍极博（即“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后，用六艺以成全学者的历史信念，以达到“择其言表见之不虚”（即“不虚美，不隐恶”，亦即在道德上辨明是非），“甚彰著矣”（张守节语）。这正合于《礼运》篇中“以考其信”一语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