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史学革命及其面临的问题
    戊戌维新后，中国史学界出现了一个新史学思潮。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史叙论》，同年章太炎手校本《訄书》中《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都提出要撰著不同于旧史著的中国通史。继梁启超、章太炎而起的，有夏曾佑、刘师培、邓实、马叙伦、陈黻宸、曾鲲化诸人。他们一致认为传统史学有如下两大主要缺陷，已经不能适合时代要求。其一是传统史学缺乏对历史事实进行归纳，没有总结出历史演变的一般规则。如章太炎认为：“中国自秦汉以降，史籍繁矣，纪传表志肇于史迁，编年建于荀悦，纪事本末作于袁枢，皆具体之记述，非抽象之原论。”（《訄书·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他认为新史学必须“熔治哲理，以逐逐末之陋”（同上），应该以社会进化原理作指导。其二是传统史学的记叙重心是帝王将相，坚持的是以帝王为本位的价值标准。而新史学应该以全民为本位。梁启超说：“吾国史家，以为天下者君主一人之天下，故其为史也，不过叙某朝以何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舍此非所闻也。”（《新史学》）与这种观念相应，传统史学形成的正统论和著述法，都是史家奴隶性的充分体现。他认为：“所贵乎史者，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后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而生焉。”（同上）章太炎也认为传统史学没有充分重视许多关系民生的重要史料，新史学应该“钩汲眢沈，以振墨守之感”（《訄书·哀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可以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年的新史学思潮第一次鲜明地亮出了史学革命的旗帜，标志着传统史学正式向近代新史学转化。
    但这种新史学思潮自身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是对于传统史学的精神实质未能作客观的分析和评价。传统史学的基础是儒家经学。儒家经学虽然相对缺乏对历史发展阶段性的分析，但却有对历史发展本质的独特认识。它认为人伦道德是历史的根本本质。中国传统史学正是围绕这一根本观点而发展的。其次是对于新史学的设计也存在简单化的毛病。新史学的鼓吹者们主张历史研究应该贯彻哲理，但他们的哲理主要是公羊三世说或社会进化说，缺乏对历史环节的具体分析。新史学也未能形成与传统史学相抗衡的方法论体系。
    新史学思潮很快趋于自我反思。1906年前后，新史学思潮的主将之一章太炎就不再认为传统史学缺乏抽象原理是它的缺陷。1907年3月， 他发表《〈社会通诠〉商兑》，对严复以图腾、宗法、军国三种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化论分析中国历史的做法作了批评，并且指出，任何抽象原理，都基于一定的经验范围，若是超越了这一经验范围，应该注意与具体对象的特点相结合，应该是以事实补充原理，而不是以原理切割事实。1910年他发表《征信论》，甚至认为史学不同于其他学科，不需要运用哲理：“诸学莫不始于期验，转求其原，视听所不能至，以名理刻之。独治史志者为异，始卒不逾期验之域，而名理却焉。”（《太炎文录初编·征信论》）章太炎还批评了新史学对于中国历史典籍的虚无主义态度，认为不能因为传统史学忽视了某些记叙，就否定其史料价值。
    比章太炎稍晚，新史学的另一主将梁启超的史学思想也产生了一些变化，1992年他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1926～1927年又发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虽然他一如继往地批评传统史学服务对象过于狭窄，主张把帝王资治通鉴转变为国民资治通鉴或人类资治通鉴，但对历史研究是否应该贯彻原理也产生了疑问。他认为历史充满曲折和异态，不能把进化原理套用到任何具体历史的分析。他虽然坚信传统史学方法应该有所变更，并且积极探索新史学的研究方法，但他对于运用归纳法的最大效用，乃至历史是否有因果律也产生了怀疑。他还认为，用西方所谓科学的历史方法，最多只能发掘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某些内容，对于中国文化精神性的一面，则需要用躬行内省的德性方法去研究（《治国学的两条道路》，见《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十》）。如果用西方科学方法去评价中国的性命道德之学，不但不能发掘其精华，反而会造成对传统文化的歪曲。
    以章太炎、梁启超为核心的新史学思潮的上述变化，既与新史学鼓吹者们对传统史学认识的深入相关，也与他们对新史学自身的反省相关，还与他们对于中国近代文化的出路认识的深入相关。章太炎早年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认为传统的性命道德之学不能适合生存竞争的需要。但随着对西方学说的逐渐了解，他认为中国道德之学有其独到之处。这突出地表现在他对孔子的评价之上。早年他认为孔子不如老子，中年他认为孔、老都不及佛，而晚年则认为孔子超过佛、老。随着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体验的加深，章太炎认识到中国传统史学的基础是儒家经学。而儒家经学所论证的历史本质论乃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精华。梁启超早年亦是西方文化的积极宣传者，自1918年退出政坛后，他反省西方学说之所以不能在中国取得预期效果，主要是因为没有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出发。他说：“启超确信欲创造新中国，非赋予国民以新元气不可。而新元气决非枝枝节节吸受外国物质文明所能养成，必须有内发的心力以为之主。”（《梁启超年谱长编》第983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 梁启超深入研究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思想，认识到儒家哲学所提出的关于人生问题的解决方式确有比西方学说高明的地方。他由此对中国传统学术精神作了较准确的评价，指出道德实践理性是中国传统学术的精髓：“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实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它既不象希伯莱、印度那样富于宗教意识，也不象西方近代学术那样对客观对象作纯粹科学化的认识。而是在强烈的入世精神指导下，主要探讨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先秦政治思想史·序论》）。
    可见，传统史学向近代新史学的过渡，既需要对中国传统史学进行客观估价，又需要对新史学的发展前景作全面考察。而无论对传统史学的估价还是对新史学的考察，都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评价以及对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趋势的预测分不开。只有深入研究中国近代文化的发展趋势，理解了近代与古代的继承和发展的相互关系，才有可能理解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相互关系，才有可能积极消化传统史学的优秀成果，建立起新史学的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