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王国维、陈寅恪的史学思想
    王国维、陈寅恪对近代新史学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一些相近的看法。
    其一，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学术精神应该在新史学中得到继承和发扬。
    王国维古史研究有一篇极有名的文章，叫做《殷周制度论》。此文考察殷周社会变更，认为古代社会变更之剧，莫甚于殷、周之际。他说：“殷周间之大变革，自其表言之，不过一姓一家之兴亡与都邑之转移，自其里言之，则旧制度废而新制度兴，旧文化废而新文化兴。又自其表言之，则古圣人之所以取天下及所以守之者，若无以异于后世之帝王，而自其里言之，则其制度文物与其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摹，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也。”在王国维看来，殷、周代表着两种不同文化观念的交替，西周所确立的宗法制以及男女有别之制，是当时新文化的根本。他认为这种基本精神一直延续于西周至清末的历史过程之中，因而对之十分关注。
    王国维多年研究尼采、叔本华的哲学，根据他本人对于中国历史特点的看法及其对于中西哲学的比较，他认为中国的学术精神在于道德理性主义。他说，每一种文化都是人们生活之欲发展的结果。人的本质就是意志，就是生活之欲。生活之欲促使人们了解自然，了解社会，推动人类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的发展。但生活之欲本无定质，它既有对欲望的无穷无尽的追求，也有因追求得到暂时满足后所产生的厌倦和空虚。如何处理人的这种生活之欲的矛盾状态，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解决办法。王国维说佛教采取的是断除生活之欲的解脱办法，而西方采取的是为生活之欲立法的方法，中国却向往以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道德主义来解决人的生存本质的矛盾。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对佛教的解脱办法是否能真正达到目的深表怀疑，也认为中国与西方相比较，确实缺乏对非道德因素的制约。比如传统中国学术主张道德主义，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做得到的。而西方正是因为严肃地考虑了这一问题，提出要为生活之欲立法，建立社会正义。反观中国，正义思想相当缺乏：“今转而观我国之社会，则正义之思想之缺乏，实有可惊者，岂独平民而已，即素号开明之士绅，竟侗然不知正义为何物”（《静安文集·教育偶感四则》）。尽管传统学术有这样的缺点，但其基本命题和精神价值是应该充分肯定的。中国传统学术所展开的对于人的生存状态的分析以及对人生正道的探求，都有其合理的内核。
    陈寅恪对中国传统学术精神的认识与王国维大致相同。1919年他在美国与吴宓论中国古代文化，指出：“中国古人素擅长政治及实践之伦理学”，虽然有“乏精深远大之思”的缺点，但“至若天理人事之学，精深博奥者，亘万古，横九亥而不变，凡时凡地均可用之，而救国经世， 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学）为根基”（《吴宓与陈寅恪》第9页）。1927年王国维投水自杀，同年10月，陈寅恪作《吊王静安先生》（后改为《王观堂先生挽词》），对王国维之死的文化意义作了高度评价，同时指出：“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Idea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吴宓与陈寅恪》第53-54页）同王国维一样，陈寅恪认为传统学术中的道德理想主义缺乏对于非道德因素的有效制约，有其不足之处，但他同样认为这种道德精神可以在新文化中得到保存。
    王国维与陈寅恪都从传统学术演变历史的研究指出传统学术的发展自始至终都是坚持继承与发展相统一。王国维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传入，曾经形成对于传统学术的猛烈冲击。但中国传统学术始终是“能动化合”佛学，即以我为主，吸取佛学思辨性的精华，使传统学术的基本命题得到进一步充实。而佛学也只有与固有学术思想相化合，成为传统学术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得到生存发展。他说：外来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中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合，决不能保其势力。观夫三藏之书，已束于高阁，两宋之说，犹习于学宫，前事之不忘，来者可知矣。”（《静安文像·论近年之学术界》）他认为佛教唯识学，由于其印度佛学色彩太浓，就没有产生多少影响，相反，那些结合中国特点的天台、华严、禅宗，却被消化于宋代理学，得到了传播和发展。可见今天要学习西方文化，建设新的学术体系，同样只能立足于传统学术精神。陈寅恪也利用了佛学与中国传统学术相互影响的例子，认为佛教与中国传统学术精神本不相合，但它的理论思辨可以弥补周秦诸子的不足。“宋儒若程若朱，皆深通佛教者，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足以救中国之缺失，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乃求得而两全之法，避其名而居其实，取其珠而远其椟。采佛理之精粹以之注解四书五经，名为阐明古学，实则吸收异教。……自得佛教之裨助，而中国之学问，立时增长元气，别开生面。”（《吴宓与陈寅恪》第11页）因而他认为新的学术体系应该象宋儒一样，“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只有在传统学术的精神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出新的学术体系。
    值得特别指出的，王国维和陈寅恪都不是极端复古主义者。他们都对西方学说有较深的素养，对于传统学术的不足有较为清醒的自我认识。陈寅恪就曾深刻地指出：“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以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重要者……”（《吴宓与陈寅恪》第54页）每一种学术精神都依托于一定的社会制度。当社会制度发生变更，学术精神必定有所变化发展。王国维和陈寅恪都把清道光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视为西周以来的又一次重要变更，他们特别看到了西方近代文明的法制意识和实证意识的长处，并且主张把这些内容补充到传统道德理性主义精神之中。王国维还曾就中国传统哲学的性、命、理等重要范畴的诠释作过探索性的批评。他们希望新的学术思想既保持传统特色，又有时代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