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交的时代氛围，激励着每一个科学工作者去回顾，去思索。在即将逝去的这一世纪里，世界历史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促进了新型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的形成，各门社会科学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历史学在整个科学中地位的下降，更是一个使历史学家忧虑和心焦的问题。历史学只有不断进行反思与自我调整，才能为自己的存在作出辩护，才能适应时代的需求，不断开拓前进。历史学是一门在时间中演进的科学。从而，历史学与时代的关系是复杂的、多层次的。首先，时代的需求规定着历史学研究的内容和方向。其次，一定时代的文化氛围、认识水平决定着人们的历史观念、历史解释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史学传统的批判、改造和继承创新也和具体的时代场景密切相关。正确认识这些问题，对于当前有关历史学前途和命运的思考和讨论，也许不无启发。
    一、历史学与时代
    在史学史上，一般将孔子所修《春秋》和希罗多德所著《历史》作为中西两大系统的史学形成的标志。中国人与希腊人历史观念的显著变化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至前5世纪不是偶然的，同这个时代的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这是一个思想活跃、众说纷纭的时期，是人类思想史上最富于成果的时期之一。当代有的西方学者将公元前500年左右作为全人类“历史轴心”的高峰期，指出这一时期几乎同时在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互不知晓的地区涌现出众多的哲学家，反映了人类意识的觉醒；人类的存在作为历史而成为反思的对象，并且产生了至今我们仍在思考的各种基本思想。①与印度的“出世的”宗教哲学思想不同，中国与希腊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入世的”。这种人文环境对于历史学的萌生、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神话、传说中的杂乱无章的思维发展成为一种理性思维；它使人们的历史观由神本主义转变到人本主义。
    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和希腊罗马时代是中西史学的形成和发展阶段。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是这一时期中国史学发展途程上的两座丰碑。在西方，修昔底德、波里比阿、李维、塔西佗等人的历史著述也都具有一定的价值和影响。这一时期中西史学在内容和形式上渐趋丰富和完善，显现出各自的民族风格，但也存在着一定的共性，从而构成了中西传统史学的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重视人事的研究，使历史思想具有朴素的人本主义的性质和理性色彩。中西古代历史家都将历史视为人类的活动，经常用社会政治因素与道德意识、民族心理特征来解释历史。
    第二，历史撰述是通过对事实的解释来进行的，因而中西古代历史家都重视事实，重视经验的证据，重视对于文献的利用。
    第三，从内容上看，出现了重视反映整体的社会与重视政治事件的记述的两种发展趋势。
    第四，经世致用的目的取向，使中西史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和社会性。
    第五，讲求历史著作的结构与文采，叙事成为历史撰述的基本形式。
    这些史学遗产为中西史学的发展奠定了理论、方法论的框架和历史编纂学的基本模式。
    中西社会历史发展的迥异，使中西史学的发展也经历了具有鲜明时代和民族特色的不同阶段。就西方史学而言，在古典史学颓衰之后，依次经历了中世纪的基督教史学；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本主义史学；启蒙时代的理性史学；19世纪的浪漫主义和实证主义史学；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兴起的具有社会科学倾向的“新史学”以及当前正在发展中的所谓“新叙事史学”。就史学与社会的关系而言，每当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都会激发历史学自身的反思，历史研究的课题、理论和方法总会发生相应的改变，从而推动着历史学的更新与进步。这种更新与进步既是对史学传统的挑战，又是对史学遗产的程度不同的继承和发扬。总的说来，到本世纪以前西方史学的创新与继承集中反映在下述三方面：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分析、鉴别史料的方法日趋丰富；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叙事史形式得以持续发展。
    公元5世纪以后的800多年间，西方历史的观念由于基督教思想的革命性影响而经过了重新塑造。历史著述以对神的称颂代替了先前对人的赞扬。历史过程不再被视为是人的意志和目的的实现，而被视为上帝的意志和计划在人间的实施过程。不同的时代场景，造就了不同的历史观念。希腊罗马时代朴素的人本主义历史观是城市文明的产物；中世纪的神本主义历史观是日耳曼“蛮族”入侵，城市文化衰落、农村文化席卷欧洲大地的产物。希腊罗马人本主义的历史观的弱点就在于将一切历史事件的原因简单地、孤立地归结为人的行为或意志，而看不到“盲目活动的力量”，即那种制约人的活动的客观环境的作用②。基督教史学家针锋相对地提出，人的目的无法左右历史的行程，决定历史发展的唯一力量是神性。面对这种强有力的挑战，古典古代的稚嫩的人本主义一时无力为其存在辩护。欧洲中世纪的神本主义史学对西方史学的发展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使古代历史思想的许多成就为之丧失，从公元5世纪至14世纪的近1000年间（约相当于我国历史上从南北朝到明朝初年这段时期），欧洲竟未产生过一位值得称颂的大史学家和史学名著。另一方面它又引导人们在宗教神学这一荒诞而又庄严的形式下去探究历史的本体。尽管在基督教神学支配下揭示出来的只能是历史的假象本质，但其中确实也蕴涵着一些合理的内核。首先，在基督教神学家看来，在上帝眼中人人平等，统统都应进入历史考察的范围。他们努力想使所写的历史成为普遍的历史，从而扩大了历史观念本身的地域和民族界限，也扩大了历史主体的范围。其次，他们认为历史既然是上帝创造的产物，是在神意安排与指导下向着一个确定的目标直线移动与进步的过程，它就有一个开始并必然包含着发展和终结的因素，这就确定了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的观点。最后，他们确认历史过程并非是一个无意义事件的集合体，而是神圣的目的在历史中的逐步实现，历史于是就被划分为各个时代，并产生了“每个历史时代都由一桩划时代的事件而开始的那种概念”③。这种定向式的时间划分曲折地反映了历史发展自身的阶段性及发展过程的连续与中断。
    “文艺复兴”是人类文明史上一次伟大的变革，它标志着西欧历史从“中世纪”转入“近代”的巨大发展。在文艺复兴时代，整个欧洲的学术思想都受到以批判神权、申张人权为特色的人本主义思潮的洗礼。这种时代氛围，使西方史学在其发展的途程中经历了又一次路标转换，产生了人本主义的历史学。人本主义历史学家倡导以理智的态度考察历史，摒弃宗教神学的影响，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历史。他们主张通过记载人事来探求历史过程的因果关系。文艺复兴的光焰不仅驱散了中世纪史学反人本主义的阴霾，再次将人置于历史画面上的中心位置，而且照亮了近代史学的发展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