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历史学科学化的根本标志就在于科学的历史观的确立和指导，而在这一根本问题上中西方各种资产阶级新史学理论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相比都显得相形见绌。从“五·四”运动后到1949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形成、发展并在同各种唯心史观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一次伟大腾飞。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并创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先驱者当推李大钊。他在其《史学要论》及一系列重要论文中，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力图廓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与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界限。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试图以唯物史观的理论框架解释中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著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此外，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胡绳等各自的中国通史、思想史和社会史撰述也都奠定了我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新格局。此后，中国大陆的历史研究基本上遵循着他们所开创的道路，而港台地区的历史研究基本上继承了本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新史学的遗风。
    马克思主义史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也经历了巨大的挫折和严峻的考验。70年代末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领域改革开放的春风，思想界、学术界也迎来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大好局面，这一历史性转折的到来，使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健康发展的时期。史学界在争鸣中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见解，冲破了不少“禁区”；克服了以往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某些误解而产生的把历史简单化、公式化的弊病，历史学得以摆脱“左”的教条主义的困厄和窒息；打破了以往那种墨守陈规的思维定势，史学家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史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同资产阶级史学和各种哲学、社会科学的关系是既斗争又互为参照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对它们施加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同时也应不断吸收、改造开拓前进中的资产阶级史学和社会科学中的合理因子，以丰富、充实自身的理论、方法论体系。史学家们对于世界范围内历史科学发展的一体化趋势和民族特色的辩证关系有了新的认识，既重视批判地吸收外国史学发展中的有益成份，又重视继承、发扬我国传统史学中的优秀遗产，推出了一些具有广阔视野、使用新的技术方法的学术著作并造就了一批跨世纪的中青年人才。
    三、关于新世纪历史学面临的若干问题的思考
    历史学肩荷着适应科学发展趋势、理智地解释时代的演变、满足现实社会需要的重负，从而更多地蒙受着苦难。如布洛赫所说：“在当今纷纷扬扬的牢骚声中，你肯定能听到人们对历史的抱怨”（12）。“史学危机”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一种普遍呼声。人们的历史意识淡化，怀疑研究过去对现在有什么用途；历史学“产品”“消费”疲软，史学著作出版日益困难；从事史学专业的人员“流失”严重；大学历史系招生难、毕业生分配难……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史学工作者也开始怀疑自身工作的意义和价值。如果说前几年的史学危机说主要涉及转型中的史学如何处理与相关学科的关系、如何更新思维方法、不断充实自身的理论和方法论等问题；那么当前的史学危机说似乎已经涉及到历史学自身的兴衰存亡了。
    历史学这门古老的科学当真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么？科学发展史说明，当某一学科模式已不足以应付新问题的挑战，当其社会功用不再得到公认，当新的学科的发展已担当起由老学科所完成的工作时，该学科的衰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历史学却享有一切新的冒险事业所应有的特惠”，（13）它虽然不断地受到质疑和挑战，却没有也不会遭逢像天文学取代星占学、化学取代炼丹术那样的命运。历史学仍将继续发挥其他学科无法取代的、合法而重要的作用。
    历史对于社会如同记忆对于人，就像一个人如果丧失记忆就不能思考和行动一样，一个社会、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历史，就会迷失方向。历史是人们唯一能从自身学到的经验，因而认识历史是人类整个认识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在回答“历史学是作什么用的”这一根本问题时说：“我的答案是：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14）历史是“人类的传记”，它使人们“在所有的人都在其中扮演他们自己的角色的这幕宏伟的戏剧的缓慢开展过程之中超越自己的盲目性和短促性”。（15）总之，历史学有助于人们在个人经历以外的更广阔的领域内认清自己；帮助人们从更长远的观点来看这渺小的、褊狭的现在。历史的发展是有连续性的，一定的现实都是一定历史的产物，当我们把历史与现实联系起来进行双向考察时（即一方面从认识历史来认识现实，另一方面又通过认识现实而加深对历史的理解），我们就能对过往的历史作出科学的评价，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并对历史发展的前途作出科学的预见。
    人类的认识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是辩证统一的，因此，历史学的社会功用不仅表现在人类的认识活动中，而且还表现在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历史学能够为人类的社会实践活动提供多方面的经过升华的借鉴，它可以是政治的借鉴，或者是道德的借鉴，或者二者兼而有之。长期以来，历史学在东西方都被当作政治家的教科书。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对历史学的道德反思或道德借鉴的功用作了很明确的概括。他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也曾说过，历史是争论的仲裁人，彷徨者的向导，道德标准的维护者……道德信条的不可移易就是历史之所以有权威、有庄严、有功利之奥秘之所在。历史学的这种政治和道德借鉴的功用曾一度被淡化，而今人们对历史学与决策者、“权力高层”的关系问题又予以关注。政治家、决策者虽然拥有大量的近期情报资料和智囊团，但是如缺乏历史知识、历史的眼光，缺少对历史演变的远期理解，他们对近期资料的估量就会发生谬误。历史学对政治家的咨询作用就在于能使其对客观的历史进程有清醒的认识并通过预见未来来权衡政策的选择。尽管不同时代的历史知识向人们展示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不尽相同，但任何时代都需要通过历史教育来激发人们创造历史的智慧和热情；鼓舞人们对未来的信心；赋予他们激越的热情、英雄的气概、献身的精神和丰富的知识。在当前这种竞争激烈、人情冷漠、精神贫乏的时代，人们更希望通过历史的真实故事来开拓胸襟、陶冶情操并达到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和满足。
    最后，历史学作为一门“学问”或“科学”还有其科学功用。当代科学发展的一体化潮流推动了各门科学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自然科学和各门社会科学对历史学施加了积极的影响；历史思维、历史感、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对各门科学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在西方，一些人文科学者曾一度对历史学表示冷淡，说它是“统治死者的灵魂--因此也是统治生者想象力的暴君”，从而对历史学在整个知识界地位的下降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例如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在其小说与哲学中就表现出对历史学的偏见，而他后来却又经历了“向历史学的转变”。其他一些曾表现出反历史倾向的人文科学者也都先后肯定了历史学的基本价值，（16）承认“如果没有历史学……社会科学就不完整。只有历史学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各个时期的社会进程和社会制度如何发挥作用所需要的认识能力”（17）。近年来自然科学已被分门别类地历史化，自然科学史的研究已不仅仅限于那些单纯的科学史问题，人们对自然科学发展中的哲学和社会学方面的问题愈来愈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