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急剧变革的伟大时代历史学在艰难境遇中依然开拓前进。可以说，“世界各国的历史研究都有巨大的进步”，“当代历史学家对过去的了解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代历史学家”。（18）但是，也必须承认，由于科学的巨大进步和新学科的不断涌现，由于群众对精神产品的需求更趋多元化，历史学正在迅速失去它曾作为“显学”的重要地位。历史学所遭逢的坎坷命运，当前所遇到的种种危机和挑战，都说明在历史学的发展途程中确实是成功与挫折并存，危机与转机相随。当前一种普遍的危机意识笼罩着整个史学界，只要对史学危机的种种迹象和原因作出冷静分析并采取积极的对策，历史学在新的世纪仍然会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只要看一看近年来一些史学专著和论文的题目，便不难发现，尽管社会的需求和科学氛围发生了变化，但一些历史学家依然蹈常袭故，使用着陈旧的观念和方法，在一些狭隘的早已过时的问题中兜圈子。他们也感受到新趋势的挑战，感到失落，因而发出史学危机的哀叹。这种危机意识也许是促使他们告别旧传统寻求新理论、新模式的契机。有的历史学家在观念上并不保守，他们或者过分迷恋于科学的概念工具和技术方法，或者热衷于纯理论地探讨，将自己禁锢在学术圈中，不重视与一般读者公众进行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内容沉闷、单调，语言枯燥、晦涩，受到社会的冷落。西方史学家比我们有着更强的“市场”意识，为了弥合与广大读者之间的距离，他们不断探索，不断地调整自己的研究方向，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汲取。历史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公众的层次不同，因而对历史学“产品”的消费需求也是多种多样的。50～60年代当西方新史学家激烈地抨击叙事式历史著作的弊端并宣称要以分析式的新史学取而代之时，一些职业历史学家所写的叙事史著作（如1951～1954年出版的史蒂文·朗西曼爵士的三卷本名著《十字军东征史》、1947～1971年出版的阿伦内文斯的八卷本巨著《合众国的艰苦历程》等）却受到大众的欢迎。如巴勒克拉夫所说：“这些历史著作的出版，充分说明生动的、丰富多彩的、充满智慧的历史著作在受过教育的读者心目中仍然占有极重要的地位。”（19）这一事例也说明历史研究的各种模式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的，在某一阶段其中一种模式会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没有一种研究模式会完全消失，因为它们总是能找到支持者和再度时兴的环境。无论在中国、在外国反映历史的电影、电视、有关历史的通俗作品总会受到人们的欢迎。这说明公众并没有丧失对历史的兴趣。问题在于如何弥合学术性读者与一般读者之间的差距。为此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的历史学家作了大量的工作。例如改革大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为学生开设系列课程；为扩大学生的知识面不仅开设新课程（如黑人史、妇女史、地方史、家庭史、气候史、电影史等等），还介绍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和发展趋势；录音、录像、电视、政治漫画也都有选择地进入课堂，成为教学的辅助手段，大大地提高了学生学习历史的积极性。以美国为例，历史学经过70年代中至80年代中的急剧衰落之后，目前美国在校学生选修和专攻历史的人数已经开始回升：在密执安，过去的两年历史系录取的新生增加了22%。在普林斯顿，这个数字10年中增加了57%。（20）美国一些历史学家还走出课堂或向在职人员提供包括档案、信息管理、文化资源管理和文物保护等项目在内的历史训练，或向大企业、银行、工会等提供历史咨询，帮助他们设立历史科或历史处，研究并出版企业的历史以张扬企业的形象。在大多数期刊发行量不断减少的情况下，编辑精良、内容温和的通俗历史杂志《美国遗产》却大受欢迎并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而今美国史学家不仅从学生读者中，而且愈来愈从他们拥有的日益增加的“门外汉”读者中得到慰藉和支持。法国人一向有重视历史教育的传统。近年来，法国历史学家为了普及和提高公民的历史知识，作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法国年鉴派史学大师费尔南·布罗德尔曾以使其声誉鹊起的大部头学术专著《地中海与腓力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为蓝本，在法国电视台主持过一套有关地中海历史的系列节目，对于推动法国人认识地中海的历史起了很大作用。上述这些曾困扰着西方史学家的问题，目前同样使我们感到作难；他们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绩使我们感到宽慰，为我们提供了摆脱困厄的途径。
    此外，历史学从业人员的减少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加剧了史学危机的征候。笔者以为分析这一问题时应该看得更深远一些。首先应看到，“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历史学家的人数都有了急剧的增长。既然历史学失却了作为“显学”的地位，那么它通过“消肿”来调整自己的发展步伐，使其队伍更精悍、更具战斗力，看来似乎不必嗟叹。其次，如前所说，社会对历史学“产品”的“消费需求”是多层次的，专业的历史学家所能教育的人只是一少部分而已，传播和普及历史知识的大量任务是由史学界以外的人承担着的。专业的历史学家“流失”（“下海”或从事其他职业）并不等于“消失”，他们可以充实非职业的历史家的队伍并提高他们的素养，这对历史教育事业的发展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最后，还应看到一些历史学家“流失”到社会上，历史研究不再是谋生的唯一手段。他们亲自参加社会实践，自身的直接经验可以使他们对社会和历史有更深刻的洞察和理解，也许以后会写出优秀的历史著作。
    德国历史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认为，“在我们的时代，危机意识决定了历史意识。一百多年来，危机意识一直在滋长发展，并于今天成为几乎所有人的普遍意识”。（21）现在，即使在那些具有现代意识和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历史学家中也存在着危机感。应该看到，这并不是一种没落意识，不是鼓吹自我毁灭，而是追求进步，追求完美的自觉意识。如黑格尔所说，唯有在暮色苍茫之中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的猫头鹰才开始展翅飞翔。有了这种自觉的危机意识，历史学家的自我批评和反思才会更深邃、更有力度；有了这种危机意识更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的时代和我们自身的处境。
    最后，也应该看到，当代历史学的兴衰枯荣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社会大市场这只有力的大手的“随意”摆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历史学的学术成果也要以商品的形式与社会进行交换。就我国目前的现状而言，一些在学术上不需要付出过多精力的能使“故事”增辉添彩的“媚俗”之作却赢得了读者，获得了很高的经济效益；而一些学者如春蚕吐丝般辛劳，他们所创造的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史学著作却难以出版，即使出版，从经济上看也不如街头买茶鸡蛋的老妪挣钱便当。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积极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文化发展模式向市场经济下的文化发展模式的转变；一方面也要对当前文化市场的现实有个清醒的估计。要看到文化成果作为精神产品具有不同于一般物质产品的特殊性，其使用价值与消费者的主观因素有密切的关系。随着人们的文化素养的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需求的层次也会愈来愈高，文化“精品”的消费就会逐渐扩大。这就要求具有长期的发展眼光，摆正普及与提高、短期消费与长期发展的关系。此外，由于大多数文化产品带有意识形态色彩，不能任由市场自发地去选择，有必要通过法律和政策手段来调控。同时历史学家也应努力通过各种渠道获得道义上的支持和财政上的资助，这样我们就不再是研究历史的孤儿。
    在新的世纪到来之际，为了发展和繁荣我国的历史科学和历史教育事业，我们要做的工作还很多。我们要努力克服以往史学研究同其他科学发展脱节、历史构架和研究体系过分单一化的倾向，使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与世界范围内史学的发展“接轨”；要重视培养和扶植具有开拓精神和合理的知识结构的年轻一代历史学工作者；要更新观念，努力拓宽历史研究的领域。当代历史学家普遍认为，历史学是关于人和社会的科学，历史学家应力求多角度、多层次地反映社会历史的发展和演变。在中国史学的园地内还有许多尚未开垦的处女地，为历史学家提供了广阔的用武之地。如，对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个阶级阶层、各个行业集团、各种社会群体的人的自身的经济状况、政治地位、文化品格、心态特征、精神素质的形成发展演变等问题进行实地的调查和认真的研究，便有可能撰写出崭新的社会史、思想史、教育史、心态史、家庭史、人口史、商业史、股票交易史、工业考古史、企业史、科学史、技术史、气候与生态变革史等等，就会满足不断发展的社会的需要。即将来临的新世纪仍将是一个多元竞争的变革时代，我们相信，不管科学发展的趋势如何，人们仍将被那些既具有永恒的学术价值，又具有语言魅力的饶有兴味的历史学著作所吸引，这也是使历史学永葆青春和活力的最佳途径。
    收稿日期：1995-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