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氛围与20世纪的史学变革
    科学发展史与社会发展史、认识发展史是一致的。因而自然科学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一方面丰富和充实着人们的历史观念、历史解释的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也决定和制约着历史学的发展趋势。例如，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史学一直受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历史观上表现为人本主义的思想同天命论相杂糅；西方史学所经历的从朴素的人本主义到神本主义再回归到人本主义的曲折发展历程，显然是受到各个时代的哲学和社会学思潮的影响。近代科学发展的成就给启蒙思想家以启迪，为其对社会和历史作理性的解释树立了榜样。随后，达尔文进行了另一次“科学革命”，进化论对于历史学的作用犹如力学之于物理学。它充实了启蒙时代思想家关于历史发展的“进步”观念，成为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期许多历史学家的理论依据。19世纪的自然科学对历史学的重要影响还有：一是引进了一种新思想，即认定可信的权威是事实；二是对于科学方法的崇拜使当时许多历史学家都主张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应用于历史学，认为只要有科学的方法，“历史学是可以向完全正确的知识前进的”。④三是科学在精神上具有普遍性，受其影响历史研究的范围愈加广阔。考古发现使史前时代成为无可怀疑的真实，使历史学的视野向前推移了几千年；对“欧洲中心论”的批判使历史学家认识到世界历史在时空上应该囊括全球。
    进入20世纪以来，客观历史的急剧变革，各门科学的日新月异的成就促进了新型的知识结构与思维模式的形成，历史学的发展也步入了决定性的转折时期。
    本世纪初期在西方史坛涌现了一些具有新视野的历史编纂学流派，例如，以德国历史学家卡尔·兰普勒希特为代表的“新型文化史”学派，法国历史学家贝尔创立的“历史综合”学派和以美国历史学家鲁宾孙等为代表的“新史学”派，他们从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主题和方法以及历史认识的特点等方面对兰克式的实证主义史学的批判，打破了旧史学模式的一统天下，为新的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历史综合主义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作了思想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些具有社会科学倾向的“新历史学派”终于取得了成功，完成了本世纪西方史学的第一次路标转换，使西方史学进入了多途发展的时期。“新史学”纷繁复杂，在历史观和方法论上并无严格的统一的观点。但在对传统史学的批判、继承和创新上却显示出一些共性特征。（1）它们要求用分析式的历史学来取代故事型的叙事史；（2）认定历史学是关于社会的科学，要求撰写以提出和解决问题为目的的包罗万象的“综合史”，即既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角度，又从社会、心理、道德、宗教、科学、美学的角度来研究整个社会；（3）提出历史是关于人的科学，从而确立了新型的研究对象，主张研究被压迫者和下层民众；（4）在方法论上有重大突破。随着新老自然科学和精密科学涌向社会科学的趋势的加强，新史学家开始重视跨学科研究，积极从其他学科借鉴各种技术、明确的概念和术语，特别是将计算机技术应用于历史研究。用计算机来处理卷帙浩繁的史料，扩大了史料范围，便于发现新问题。它可以使历史学家从繁重的、细琐的、刻板的史料处理及记忆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以便以更多的时间去从事综合、概括、规律探索的理论思维与创造性工作。
    从70年代末以来开始的“叙事史复兴”的趋势（这一新趋势在《叙事史的复兴》⑤中得到集中反映）标志着西方史学的又一次路标转换。“新史学”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也暴露出自身的种种缺陷。经过反思，新史学家认识到，历史学首先是一门关于来龙去脉的科学，“新史学”最大缺陷就是放弃叙述性，使历史学成了追溯性质的社会学。它只强调对系统和结构作静态的研究，把历史背景弃之不顾；为了迁就资料与社会学模式，它常常“取消了历史事件和具体的人物，代之以抽象的、可以用数量关系表示的理论模式”。其次，由于内容枯燥、沉闷，所使用的术语晦涩难懂，大多数新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不仅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与广大读者的距离愈来愈远，导致了历史学“产品”的“消费”疲软，从事史学专业的人员数量锐减。
    从“新史学”到“新叙事史”的转变表明历史学在发展过程中，既不能无视同时代其他学科的发展以使自身得到相应的改造，又不能丢弃自身的优良传统和基本的存在形式，而应在两者结合的基础上开辟新的道路。这是“叙事复兴给历史学提供的重要经验之一”。⑥
    需要强调的是本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演变和创获无不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本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系列重大的历史变迁，显示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巨大科学威力，证实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把理解震荡的20世纪革命的钥匙。马克思主义史学成了世界史坛上的一支劲旅，它对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的冲击和影响是深刻的和多方面的：
    首先，在批判传统史学构建“新史学”的过程中，不少资产阶级史学家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参照系的。他们“越来越感到对19世纪的历史状况作出反应从而形成的19世纪的思想体系，除了一般的推动力之外几乎已经不能为20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提供什么了”。现在“很少有历史学家会怀疑聪明睿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方法的积极作用及其挑战。”⑦
    其次，马克思主义史学提供了合理地解释人类历史复杂事件和演变进程的使人满意的唯一的理论基础，从而重新唤起了对历史研究理论前提的广泛兴趣。如年鉴派第二代大师布罗德尔所说：“这种巨大影响在我们专业的许多变化中发挥了它的作用，这些变化一直迫使历史学家打破旧习惯和获得新习惯，并且迫使他们从他们的技艺传统，甚至从他们的个人成就中走出来。”⑧
    再次，它促成了历史学研究方向的改变，将历史家的视野从孤立的军事、政治事件的描述上引导到对社会和经济的复杂过程的整体研究上。
    最后，它提供了观察社会历史现象的科学方法论。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说：“马克思的巨大力量在于他既强调社会结构的存在，也不忽视它的历史真实性，或换言之，它发生变化的内部动力。”⑨伊格尔斯也指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非马克思主义史学产生了鲜明的影响，吸引他们对历史的经济因素加以重视，引导他们研究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史学的最重要贡献还在于它强调了社会运动是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整体观念；在于它寻求历史现象所由发生的结构背景；在于它把这些结构背景与生产和再生产过程联系起来；也在于它创建了用以分析造成这些变革的各种因素的观念模式”⑩。
    进入20世纪以后，为适应我国社会历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科学发展的趋势，我国的历史研究也经历了三次自我调整和再定向的过程。本世纪初，梁启超和一些具有革新倾向的历史学家纷纷撰文，批判封建史学的弊端，鼓吹“史界革命”并提出了创建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初步构想。中国的“新史学”运动是在中西文化冲撞、汇合的背景下产生的，各派新史学家莫不力求融会中西、贯通新旧。为了将中国的历史研究置于科学的基础之上，近代新史学家积极主张“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考究历史的真相”（11），他们努力将乾嘉学派的考据方法与西方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相融合，使中国近代实证史学具有封建史学所不能企及的水平。在西方各种史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的“新史学”也提出了一些超越于传统史学的理论和方法。如重视对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和层面的研究，重视对于民众的研究及史学与民众的关系，重视采用或借鉴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等等。总之，新史学运动的功绩就在于促成了从封建旧史学向近代资产阶级史学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