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理勇先生撰写的《揭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流传之谜》的文章，发表在《世纪》双月刊今年第二期上，再次提出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问题。该文声称，“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故事缺乏根据，或者讲根本没有根据，是哗众取庞，何况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只能说明中国人的劣根性，等等。该文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一定的反响，很多人列举了大量史料，或根据本人所见所闻，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对上述观点予以纠正。本文就此问题再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探讨。
    （一）
    根据目前已见到的文字和图片史料，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说法，大致涵指两种情况：
    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是一种对上海租界经办的公园章程揭示牌的基本精神的概括说法。据笔者所知，“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最早见之于文字记载的，是姚公鹤著的《上海闲话》。这是一本影响较大的上海史料笔记著作，191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姚在该书中说：“租界中外人公共建筑之所，每不准华人之拦入，喧宾夺主，无过于此。今之跑马场及白大桥下之公园，其最著矣。”“今门首高标英文于木牌，所云‘狗与华人不得入内’是也。”①若对这段文字细加推敲，并以图片资料加以佐证，这里所说的“狗与华人不得入内”，显然是对该公园门前用英文书写的公园章程揭示牌的一种概括用语。1943年7月出版的《上海租界的黑幕》一书，对这一说法更加明确。它说，‘过去有一个时期，公共租界小公园之揭示牌上，标举规则多余，其第一条说，‘此园专供外人之用’。”另有一条，“此园不准犬类入内。”“简单说起来，就是华人与犬不得入内”。②由于它是一种概括用语，所以在文字组织上也略有出入，如“狗与华人不许入内”③、“华人与犬不准入内”④、“狗与华人不准入内”⑤、“狗同中国人不许入！”⑥等等。
    二、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是指揭示牌上就是明白写着的那么几个字，而不是概括用语。这有一些目击者的回忆可以为证。如方志敏在其所著的《可爱的中国》一书中写道，他曾和几个穷朋友在上海闲着无事，同去法国公园散散闷。”一走到公园门口就看到一块刺目的牌子，牌子上写着‘华人与狗不准进园’几个字。这几个字射入我的眼中时，全身突然一阵烧热，脸上都烧红了。这是我感觉着从来没有受过的耻辱。”⑦1960年，有位曾在外滩公园担任三等英文秘书、姓陆的老员工回忆说，他在一、二十年代在外滩公园工作时，外滩公园的门口竖有一块大牌子，上面有公园规则（即1917年9月工部局用英文发布的10条规则）。另外还专门做了写有“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木牌，木牌为长方形白底黑字，插在草地上。由于日晒雨淋，木牌损坏，以后又改用三角铁底架，上有网形块状铁牌。后来，这块牌子被取下，放在公园音乐厅的地下室内。最后被当废铜烂铁处理掉。目睹过这样木牌的人还有许多，这里不再列举。⑧
    上述关于“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两种说法，笔者以为并不是对立的，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很可能是先后出现过，也可能是同时并存的。关键是这两种说法都证明了在上海租界一些公园门前确实有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这是不容抹煞的历史事实。
    （二）
    “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木牌，是否如薛文所说是“人为地编造一个被人侮辱的故事”，是“缺乏根据，或者讲根本没有根据”呢？笔者以前面的分析与探讨已部分的回答了这一问题，现再分列五点作进一步论证：
    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曾列入上海租界公园规章之中。
    如1913年7月，工部局公布公共花园（即外滩公园）与预备花园的规则，其中第一条规定“这些花园只准外国人（社团）进出”，第二条则规定“狗与自行车不得入内”。1914年公共租界巡捕房公布的《公家花园章程》中，第一条明定“脚踏车及犬不准入内”，第四条则明定“除西人之佣仆外，华人一概不准入内。”1916年5月，工部局公布《公园规则》六条，其中第二条规定“狗与自行车不准入内”，第三条则规定“华人不准入内，但外籍居留者的仆佣除外”。等等。⑨
    又如，法租界的顾家宅公园（即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于1909年6月落成，同年8月开放。“当时该公园章程，第一条第一项便明白规定，不许中国人入内；但是照顾外国小孩的阿妈，加套口罩为条件。”⑩上述规定，直至1928年6月18日，在上海市民历年不断的反对下才予以修改，并对华人开放该公园。
    这些公园章程或规则，都一再明文规定华人与狗不得进入租界开办的公园，法国公园甚至规定狗可以有条件的入内，而一般中国人则不许入内。这些章程和规则正是“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一说法流传的基本根据，同时，也间接证明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木牌的出现具有极大的可能。
    二、目击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木牌者，不是个别人，而是分布在各个层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有政治活动家，也有普通的知识分子和市民，有的就是挂有这种木牌的外国公园中的中国职员；目击的时间也不是同一时期，时间跨度大体在本世纪初一、二十年代；而目击者回忆的共同特点都是印象深刻，说得具体，连目击时的心态都还常记不衰。对于这样的见证人，虽然没有原物作旁证，但是对他们的文书和陈述，在没有获得反证的情况下，亦应视为不可忽视的根据之一。
    三、对“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这种木牌是否存在过，必须和当时的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考虑，而不能以我们今天所处的社会条件作根据，妄加臆断。当年上海租界里禁止对华人开放的远不限于公园，还有其他种种公共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