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斯托雷平的改革对俄国社会现代化进程影响颇深。首先，它在一定程度上治疗了俄国 农业中的“村社病”，突破了村社的束缚而进行大规模土地整理，无论是对于俄国农村 无产阶级的成长，还是对于生产力的发展及提高劳动生产率，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在原 来村社耕地交错、地块分散的情况下是无法发展资本主义农业的，因为在狭小的地块上 无法使用现代化的农业机器。另外，土地距农宅太远也耗费劳动时间和工具。生产效率 低。为改变这种状况，斯托雷平发出指示：“在千方百计促进农民个体经济发展的同时 ，也必须改善农民土地使用的条件，作为提高农作物产量的第一步”。[8]（P645）因此 ，土地整理工作首先在耕地交错和地少的地方展开，也是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改革后兴起的独家农场与村社相比，除了农学上的优势外，更具社会经济学上的优势 ：它由经营上的自主权和积极性，适应市场需求，土地投入积极性较高，生产组织与监 督成本低，等等。总之，它比村社农业更能发挥生产者的个性创造力与主体意识。如果 村社更多的是习俗--命令经济与统一--服从关系相联系的话，那么独立农民农业或 中世纪农业向近代型小资产阶级农业企219业过渡。从这时起，才开始了农奴制的真正 废止和农民真正步入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尽管完成斯托雷平改革的方法不公正，但他毕 竟是俄国农业发展中的转折点，也是俄国土地制度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俄国在公社份 地外虽然已有农民的私有土地，但不仅数量少，而且并未得到法律认可。斯托雷平的土 地改革第一次承认了农民作为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权利，并使2478224个农户的16919203 俄亩土地经法律认可成为私有财产，农民成为了对这些土地的支配权。可以自由买卖， 从而使土地变成了商品，卷入了流通。原来与份地连在一起的农民等级身份制也最终消 失，贫苦农民有可能完全脱离生产资料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资本也有了进入农村 购买地产与劳务的可能。随着地产劳务资本等农民土地私有制的出现，在俄国历史上是 一大进步。
    改革中崛起的独立农民经济，无论是产量效率生产集约化程度、技术水平商品率，还 是横向经济合作的积极性都大大高于传统村社农业。在19世纪时，俄国商品粮的90%是 由地主经济所生产，村社农民的粮食生产基本上供自己消费，而到改革后的1913年，俄 国商品粮的一半已由富农生产，加上其他阶层农民的产出，商品粮生产的大半已移到了 农民农场。脱离村社的贫苦农民成为两种意义上的自由人而大量流入城市，一方面导致 农村劳动短缺，另一方面增加了商品粮的需求，这就刺激了资本主义大农业的发展，从 1906-1912年，农业机器的消费金额从2790万卢布激增到10920万卢布，农机设备的供应 额也从1906年的3830万卢布猛增到1912年的13116万卢布，增长达342.4%。1905-1912年 间俄国农业化肥消费量也220从1470万普特增长到3890万普特，其中磷肥几乎增加了35 倍。[9]（P377-378）俄国农业发展水平，这一时期也有了很大发展。自给自足的状况被 打破，地区间的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分工更加突出，从而加深了农业经济商品化的程度。 一方面农业进一步成了轻工业，如纺织业、酿酒业、制糖业、烟草业等工业的原料基地 ；另一方面增加了对机器、肥料等工业品的需求，变成了工业的销售市场。
    改革后的俄国无论是土地利用率、谷物播种面积，还是谷物及其他农产品产量都比改 革前有较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商品性越高的作物增长越显著，市场导向越明 显。此时俄国农产品出口的增长更为惊人。俄国的欧洲谷仓之誉、世界最大农业出口国 与第二大农业生产国之地位都奠定于此时期。1901-1905年俄国农产品的出口值是7.01 亿卢布，1911-1913年已增加到12.26亿卢布，仅谷物出口一项，每年就可以多得5亿多 卢布，居世界第一。但是谷物出口运输几乎占铁路运输的一半。[9]（P387）到了1913年 俄国生产的小麦占世界产量的1/4，黑麦占世界产量的1/2，大麦占1/3，俄国农业生产 的粮食超过阿根廷、加拿大和美国的粮食产量的总和，成为俄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现象 。[10]此期间的俄国粮食生产商品率在整个苏联农业集体化前时代都未再次达到。粮食 的出口是俄国资本积累的主要源泉之一。所以，俄国农产品出口的大量增加促进了俄国 的资本222积累，推动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国民经济的整体水平而言，从1900年 到1913年，俄国人口增长了22.3%，但钢铁产量增长了48%，煤产量增长了121%，仅仅在 斯改革的几年间，俄国资本投资总额即从26亿多卢布增到51亿卢布，其中外贸有9亿多 增到19亿多，均增长1倍左右。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农业拉动型十分明显，如1913年与1 900年相比，俄国国民收入增长78.8%制造业中国民收入增长83%，而农业中的国民收入 却增长达88.6%，呈现出奇怪的倒序特征。[11]（P222）
    其次，斯托雷平的改革对农民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俄国传统文化重要因素 的村社的瓦解，使俄国农民的文化价值趋向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村社这种封闭的宗法团 体已家长制为原则。村会是家长会议，实际上把持在长老们手中，“现代民主概念，例 如选举或其他公民权力等等，无法进入农村生活。”[12]（P26）然而，随着村社的瓦解 ，农民的生活世界开阔了，价值观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皇权主义传统淡漠，自由个性 、独立人格逐渐形成，公民意识与民主精神开始进入农村。农民对政治生活的关心开始 增长，社团与政党活动打破了宗法式的沉闷气氛，农民联合会、劳动派、社会革命党等 民主主义组织在农村影响日深，尤其是社会革命党由城市民粹派的知识分子的小集团迅 速发展成拥有51万党员的农民党。此时农民的狭隘眼界与共同体的封闭状况被打破，农 民日益看到了天外有天，“世界”之上还有世界，他的内部生活发生了变化。在一些地 区，甚至连原来宗法性最强的长老会议也开始变质，出现了年龄在35岁以下的长老。[6 ]（P223）
    然而由于斯托雷平改革的不公正性，当权者以暴力破坏村社、抢劫村社进行原始积累 ，在加快资本主义步伐的同时给大多数农民带来苦难。正如维特所说的，这场改革“注 入了浓厚的警察色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权的私有者-- 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出现了一个极为矛盾的现象，改革极大地活跃了人们的思想， 活跃起来后的人们却日益表现出了强烈的反改革情绪，这大约是斯托雷平改革在使俄国 尝到甜头的同时所结下的一个苦果。
    总之，斯托雷平的改革，无疑是符合市场经济与现代化的历史大潮的，从程度上看， 就发动者的意愿而言，是力争彻底而丝毫不妥协的。但改革的方式却是有欠公道的，是 以权贵利益本位为出发点的。这场改革，实际上成为有权势的私有者对“无权的或半无 权的私有者-农民”进行的掠夺。结果“骚乱四起，农民中无疑产生了千千万万的无产 者”，[6]（P224）改革者本身也被这种浪潮所吞噬。
    收稿日期：2004-02-03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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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波克洛夫斯基。俄国历史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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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俄联邦农业部长库利克。俄罗斯联邦选择了发展私人农场的道路[C].前苏联驻华使 馆苏联新闻，1992，（4）。
    [10]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C].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沙宁。作为发展中社 会的俄国[M].伦敦，1985.转引自苏联现代化与改革研究[M].广东教育出版社，1999.
    [11]莱文。俄国农民与苏维埃政权[M].伦敦，19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