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中世末期由五山禅僧模仿宋之“五山十刹”而兴起的汉文化运动，既有宋学东传之中日文化交流融合的背景做支撑，又蕴含着中世向近世过渡的历史文化发展脉络和内在理路，同时该事件还激发了禅僧“脱佛入儒”以及近世“京师朱子学”的兴起。惟此，其已成为研究日本中近世转换期思想文化转型不可绕行的理论话题之一。对此相关问题的研究，由于研究者所属学科、研究视野以及理论方法之不同，其论域主要聚焦于汉文学史之诗论与佛教之社会史。①然而，由于这两种论述，因其学科视域所限，均未能注意到五山禅僧内部“儒·释”思想论争及其所导向的佛门“脱佛入儒”还俗等思想与事实的异变情形。故而，本文拟对中世末期五山禅僧有关“儒·释”思想论争与其相关问题进行探析，以期就五山文化之研究有所裨益。
    一
    “儒·释”论争在日本五山禅林的兴起，与中世大批禅僧入华留学活动和宋学东传日本密不可分。就其五山禅僧来华留学的规模与人数而论，不仅规模宏大，涉及“五山十刹”，而且僧人数量众多。如享誉五山禅林且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的名僧圆尔弁圆、南浦明、兀关普门、虎关师炼、雪村友梅、中岩圆月、中津绝海等皆有入华留学经历，且从中获益良多。入华留学僧在不同历史时段因政治经贸往来虽有数量起伏上的差别，但衡估五山禅林的僧众数量，其所占还是比例是相当大的。②
    大批的来华留学僧在带回大量佛教典籍的同时，也带回了数以难考的经史子集甚至农政医药等诸种杂家典藏。据严绍璗和郑樑生两位学者对宋元明流传至日本汉文文献的寻踪考察可知，宋元明当世所见之汉文文献经入华留学僧以及中日贸易往来基本上流传到了日本，并且受到了当时日本宫廷讲席和五山禅林寺观的青睐。值得一提的是，具有“圣一国师”之称的东福寺开山祖师圆尔弁圆归日所带的227册书籍中，不惟儒家“十三经”基本备齐，而且连当时宋刻本朱注《四书》都未曾遗漏。③当然，除了入华日僧归国携带汉文典籍外，那些志于向东瀛传道去往京都五山寺庙的中国僧人也带去不少书籍。如1329年(元代天历二年、日元德元年)入日、历任五山寺庙要职的明极楚俊所带典籍达2103卷，其中“律宗经书327卷，天台章疏716卷，华严章疏175卷，儒书265卷，杂书463卷”，而且还有许多“图画碑帖器物”。④
    大批汉文典籍在五山禅林的传播，使得五山禅林展现了一种“百花齐放”的思想倾向。就此，虎关师炼生发出了“儒、道、百家、稗官、小说、乡谈、俚语，出入泛滥”之感叹。⑤由于对汉文典籍的广泛需求，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来华留学僧将更多的中华典籍输入日本，以至于出现了禅僧彼此相托相寻，欲从中国带回典籍的局面。如相国寺主持等奭西堂、东福寺僧侣庆云西堂都曾委托瑞溪周凤代求中华典籍，“今求二物，伏希奉达，以满所欲……《教乘法数》全部、《三宝感应录》全部……类书全部、《挥尘录》全部。”⑥五山天龙寺妙智院高僧策彦周良，曾两度担任入明朝贡正使，归国时尽力搜罗所需书籍，不惟佛门经籍，儒道史册也收入囊中。在其带回的70册书籍中，出现了以往鲜被日僧注意到的3册医书。⑦由此可见，当时所传至日本的汉文典籍，无论就数量而言，还是就种类而论，都极为可观。更为甚者，还出现了藏于“金泽文库”之汉文典籍四散而不加以珍惜的情况。当时曾从京都建仁寺“脱佛还俗”习儒的林罗山以“金泽”为题，作诗感喟于书籍散佚、不加珍惜之况：“人亡书泯几回岁，竟致空留金泽名”。⑧尽管五山来华禅僧以及中日贸易往来所传至日本的文献状况的具体书目、数量于今虽然无法一一详其版本、印张以及卷册消息，但根据当时禅僧的诗文集和留存至今且仍藏于日本各地寺院、图书文库的汉文典籍情形，可知其规模之大、数量之巨。⑨
    伴随着规模庞大的留学活动的持续展开以及各类书籍的传入，五山禅院的僧侣们渐次对日常笃定不移的念经、打坐、暗默冥想等佛教修行方式发生了怀疑甚至是修改，研习汉典、吟诗论书、绘画习文、聚众辨文等佛门非正统禅修方式出现在了禅僧们早课晚修的平素修行活动中。特别注意的是在五山禅寺中担当一些要职的禅僧，如中岩圆月、义堂周信、雪村友梅、绝海中津、歧阳方秀、虎关师炼、梦窗疏石、云章和惟肖等人，无论是在思想观念方面，还是在行为方式上，都表现出了对各种学问与修行方式的认可甚至是尝试性的实践。他们出入各家，广涉诸派之学。其中，最具代表性者莫过于临济宗禅僧虎关师炼。虎关不仅深研佛教宗乘之学，亦通内外之学，且对古典经籍几乎鲜有不涉者。他在东福寺所建海藏院，收集各种典籍，细加研读，尤以佛教典籍与儒家经册为甚，被中岩圆月称赞道：“凡吾西方经籍五千余轴，莫不究达其奥，置之勿论。”⑩察虎关禅师所著之《济北集》，所涉上从虞夏商汤历史传说之事、下至唐宋当时之诗词曲文，乃至礼仪典制、伊洛之学，均有不同程度的记述与评价。可见，中岩圆月对虎关师炼的称道，并不过誉。
    五山禅僧对佛教释典以外的文化样式的关注和嗜读，不仅使得禅僧日常文化修行活动发生变化，还诱发了其精神世界与信仰领域的认知动荡。这种变化，集中体现在禅僧对儒学、尤其是朱子学的认知把握和理解层次上。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永田广志将五山禅僧都视为“儒教徒”。(11)永田广志将从中国回国的禅僧都视为“儒教徒”未免稍显武断和绝对，不过，从另一个侧面则反映了五山禅僧对儒学的接受与在传播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