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乌拉索夫运动”和败战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是典型的总体战，那么它不只是军队之间的战斗，也必须作为广 泛的社会斗争来把握。就俄罗斯而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败战主义的倡导 者，在这次大战中，围绕体制的解体与德国合流。到1944年，约有100万人参加了德国 的国防军（Wehrmacht）。特别是非俄罗斯民族还编成了东方部队，这些动向充分地反映 了苏联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这些败战主义者作为憎恨斯大林体制的解放者而备受德国 欢迎。由于德军对苏联的强劲攻势，在苏联到处流传着一旦苏联被占领，就首先杀害犹 太人和共产党员的消息，因此拥有与其抵抗不如像巴黎那样投降思想的人越来越多。在 1941年8月以后的一年内，列宁格勒市，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就有13万人被流放到东 部。成为战争俘虏的苏联高级官员中，也出现了向德国方面建议应该充分利用市民和在 战争中被俘获的反斯大林的顽固分子的反叛情绪的人。
    众所周知，德国所说的“东方政策”（Ostpolitik），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看成是犹太 现象在俄罗斯的复活而进行消灭。在希特勒的“生存空间（Lebensraum）”构想中斯拉夫 世界处于为德国服务的地位，而在那里生活的人们应该受到“劣等人种（Untermensch） ”的对待。其实，德国方面编成的许多反苏部队是短暂而不稳定的。B·明柯斯基率领 的“俄罗斯解放人民军”，1944年因他被纳奇斯亲兵队刺杀而解体。据说作为“SS义勇 队”的中心人物基鲁·尼奥基季洛夫1943年返回苏联时也被消灭了。但是，他们的存在 对国内外反斯大林派的反抗，精神上的鼓舞是不能否认的。
    这些运动总称是“俄罗斯解放运动（Vlasovskoe Dvizhenie）”，它作为个体是不存在 的，是德国方面在围绕打倒斯大林，赋予某些苏联市民运动的统一性而向苏联抛出的用 语。“乌拉索夫运动”也同样是这种用语的例子。这次大战中乌拉索夫是基辅和莫斯科 防卫战中战功显赫的人，他作为莫斯科北部方面防卫军之一，是指挥第20军而让斯大林 满意的司令官。当时，他在1942年7月列宁格勒近郊作战时被德方俘获。德国方面计划 有效利用这一“名人”--乌拉索夫中将。后来他接受了德国人W·斯特里库·斯特里 库夫埃卢达的劝说，同意组织“反体制运动”，他希望由此改变俄罗斯和俄罗斯人的命 运，为此他亲自制定了政治纲领“斯摩凌斯克宣言”，并把这些发给前线、被占领地以 及战争俘虏，因而引起普遍关注。“宣言”对苏联人的称呼不是“各位同志”而是“朋 友”、“兄弟”，说“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俄罗斯人民的敌人，是斯大林的同盟者，它和 英美资本家一样背叛了俄罗斯人民。希特勒组织的是非布尔什维克主义和非资本家的‘ 新欧洲’，在那里保障各民族的名誉和地位。因此为了‘我们民族的子孙后代与祖国的 爱国者’组成了‘俄罗斯委员会’”。依据“新欧洲”的基础和原则，宣言颁布了废除 强制劳动和集体农庄、依据个人的自主权进行经济活动等共13项内容。
    这个宣言作为整体而言具有爱国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特征，但却带有对法西斯本质理解 的致命错误。乌拉索夫在1943年3月又公开发表了下面书信，题为“是什么原因，导致 我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斗争？”他认为人民之所以支持革命是因为相信它能给人民带来 土地、自由和幸福，而布尔什维克完全背叛了这些。莫斯科保卫战是为祖国而战。打倒 布尔什维克，完全是为了建立一个“新俄罗斯”，因此必须团结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全 体人民共同努力。由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进入欧洲而使我们的祖国被隔离、被孤立。因此 需要各方面在拥有权力平等权利的基础上，组成各民族的自由欧洲，实现祖国人民的幸 福的目标。这种思潮的出现对苏维埃体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四、游击队神话
    第二次世界大战并不完全是正规军的战斗。大量民间的“非战斗人员”也参加了作战 。这种现象在苏联尤为突出，那么如何称呼这些非正规军，在表述上有微妙的区别。苏 联方面称为“国民义勇军（narod-noe opolchenie）”，欧美史学则较多使用“游击队员 ”，只有“游击战”这个表述是双方共用的。过去苏联当局没有很好地看待游击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不久，党中央发出了关于进行游击战的命令，7月3日斯大林演 说也涉及到了游击战，可是具体如何运用游击战还不明确。正如苏联史学界所说的那样 ，大量自然出现的志愿者，完成了红军的补给，从而形成了西伯利亚游击队大军。游击 队在全国各地兴起最早的是列宁格勒市，因此党中央把它作为典范。9月中旬德国开始 用闪电战（Blitzkrieg）对明斯克--斯摩凌斯克--莫斯科这一沿线展开了进攻，但它 首先遭遇到游击队的阻击（17世纪以来，来自西方的入侵者一直延续着进攻斯摩凌斯克 通往莫斯科的战略关口），使东部战线直到战争过半时才开始转向歼灭战，在此游击队 的重要作用就体现出了总体战这一特点。
    可是，游击队建立初期，在当地居民中是孤立的，1941年莫斯科的游击队成员，63%是 党员，15%是共青团员，而农民不是游击队的主要成员。同时由于严格的等级制度的存 在，农民也一直没有成为游击队的主流，这是后来把农民看作是体制以外成分的基本理 由。
    在大战初期，地方的党组织（加上内政省）想控制游击队的活动，可是在撤退和疏散的 混乱期间，党组织的威信急速下降，游击队的影响力超过了红军。在取得1941年、1942 年冬季的两个胜利后，这种倾向更强了，因此存有恐惧的党中央在1942年5月把白俄罗 斯党委第一书记P.帕诺马连柯任命为“游击队中央干部会”议长，以寻求恢复党的影响 力。游击队在党和红军的指引下变化很大，党从外部对其加强了苏维埃管制，并在莫斯 科建立了培养“游击队宣传员的学校”。在农村公开募集和征用游击队要员，包括医务 官和内务省特别部门的代表，并组成三人委员会对其进行考核。党管制游击队的这个过 程，成为苏维埃权力具有适应能力的明显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