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国家主义者”斯大林
    据C·安德列耶夫讲，30年代有许多流亡在外的俄罗斯人，他们在意识形态上与苏联政 府是不同的。但因为同是一国的居民，在苏德战争迫近时不愿看到苏联的失败，所以围 绕着苏联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为“爱国”而闪亮登场，对此没有必要进行批评。斯大林则 把自己接受的国家主义作为政策进行宣传，对于斯大林个人而言，萦绕他一生的是浓厚 的国家主义思想，实际上，他也把这场战争看作为“国家主义”而进行的。
    在6月22日开战的那一天，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通过收音机进行了演说，很快，7月3 日早晨，斯大林也通过收音机以“各位市民、兄弟姐妹们”的称呼向全国人民进行呼吁 ，从而打破了开战以来的沉寂。斯大林说“迫于祖国面临的重大危机，红军和全苏维埃 国民为了保卫祖国，打败法西斯侵略者，我们有必要为祖国解放战争而献身，这是苏维 埃人的根本品质。这场战争不但是两个军队间的战争，而且也是全体国民与德国法西斯 军队的伟大战争”。这个呼吁成为每一个苏维埃市民奋起保卫祖国而进行战斗的檄文， 进而总体战成为国民的总动员的旗帜。很快无神论者指出，这个呼吁决不是马克思、列 宁主义的，因为他非常清楚国民并没有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站在一起。
    追求对国家的忠诚是苏维埃体制的特色。8月16日，斯大林大本营发出第270号命令， “对战争期间隐瞒了阶级性、或向后方逃亡，或想做敌人俘虏的指挥官和政治军官都被 认为是恶性逃跑者（当场击毙的除外），他的家族也应该作为背叛自己祖国的人而被逮捕 ”。并把战争中被俘者和背叛祖国者等同对待，这些人大约有500万人以上，他们在战 后过着非常困苦的生活。
    11月6日，在十月革命24周年纪念会上，斯大林与国外各斯拉夫民族接触时，表示支援 在希特勒暴政压迫下被奴化的欧洲斯拉夫民族的解放斗争。此时取代国际工人阶级联盟 的“泛斯拉夫主义”，成为反法西斯联盟的主要羁绊。而库德罗夫将军主持的“全斯拉 夫委员会”，则标榜进行“保卫斯拉夫主义”活动。当然“泛斯拉夫主义”是俄罗斯历 史的传统观念，而这里能促成联盟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正义战争论。斯大林强调在这个 军事不利的开始阶段，进行正义战争在精神上的重要性，并赞美正义战争对斯拉夫制度 的维护。这个演说一结束，全体与会者起立高呼“伟大的斯大林万岁”，这样正义战争 论轻易地转向了圣战论。
    六、战争与女性
    开战时，德国占领了苏联西部大片领土，这里占全国人口的40%，承担着40%的粮食、6 0%的煤、钢、铁、铝的生产，是经济富足的地区，这里的丢失，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 加上国民经济向战时经济的转变，可以说国民生活更趋于困苦。同时军事支出也给初期 的工业化带来了严重影响，民用工业大量向军需工业转换，战争几乎动用了整个苏维埃 的经济。内政部制定的强制劳动被有效利用，官僚管理体制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把 传统的主要工厂名字代码化，这样在开战时就加快了短缺武器的生产（大战时武器进口 中战斗机占17%，战车占12%）。
    在开战时劳动力完全处于雇佣状态，1942年由于征兵，劳动力在1941年的8500万的基 础上骤减到5300万人。为适宜需要，要求进一步进行人力动员，在政策上对疏散的劳动 者进行重新配置，招募农村居民组织进行工业生产，疏散的城市居民让其在从事农业生 产等几方面进行努力。
    苏联在1940年10月开战前强行改变了技术工人的作息时间，6月26日开战以后，原有的 休息制度被废除，实行在一天之内长达三个小时的强制加班制度。这样劳动力被军事化 了，劳动强度也加大了。1942年2月13日，16～55岁的男子和16～45岁（以后延长到50岁 ）的女子全部要承担劳动义务，与这些规章制度相伴的还有无数惩罚规定，因此国内用 以收容违规者的设施被充斥的满满的。由于“社会主义竞争”的恢复，在“完全为了前 线”、“为去战场的同志而劳动”的标语下，人们狂热地进行生产，后来甚至出现了超 过定额10倍的人。显然，在大战中工人统一战线就出现了较大的分裂。
    作为社会工程实验场的苏联，在政治、经济及所有的社会领域中，其公共用语完全采 用军事语言，这种军事化遍及了苏维埃体制各个方面，连女性也没有被排除在外。参加 苏维埃工业化过程的女性，梳短发且不化妆，出生在所谓的不分男女的时代（在1940年 女性占全部劳动力的40%），同战争临近一道，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社会道德的政策。 在1936年6月27日法令的基础上，对生活中常见的堕胎和离婚加以约束（当然堕胎依然是 不合法的）。在苏联社会家族观念中，女性的社会地位被视为是在外不参加劳动（是主妇 ）的妻子、母亲，修指甲、涂口红这样“像女人样”的女性受到欢迎，可是，随着战争 的开始，在“宣传动员女子活动”中对她们的印象开始转变。男人能做的事，女人也能 做，强调在义务上的两性平等。而这种印象很快在1942年又一次发生转变。从必须支援 红军士兵的家族而工作，再次回归到重视家庭生活。即使在战争的局势下“像女人样” （或直接是“女人”）也被利用。投身于游击战争的女性很多，其中在参加莫斯科战役而 死于非命的佐娅·克丝莫戴敏斯卡娅（18岁）、修拉·奇爱卡琳（16岁）、丽扎·卡依可娜 （22岁）等成了“英雄”。由于传统女性观的存在，导致了人们对这些年轻女性的强烈同 情。“像女人样”的女性也作为“守卫后方的女人”出现了，她们把敌人空降部队的成 员、间谍、逃跑者、不满分子、煽动混乱者等等都作为防卫的对象。在所说的“扫荡大 队（istrebitel‘nye batal’ony）”里，她们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到1942年女性已达全 部劳力的一半以上，这种情况战后仍没有改变。
    七、“战后”的详情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斯大林讲述苏联牺牲者是700万。但赫鲁晓夫对这种说法进行了 批判，并修正为2000万，而标榜自己是极其公正准确的戈尔巴乔夫则说是2660万人。很 明显700万这个数字是被斯大林政治化了，现在比较流行的是2600～2700万人的说法。 在这里牺牲的军人（包括游击队等）是870万，其余大部分是一般市民，这体现了总体战 的特点。而在性别上，男人是2000万人，其中1902-1931年出生的则占一半以上。可见 ，20世纪的这场大战给这个世纪的第一代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被他们称为是“失去的 年代”。由于性别的不平衡，给战后的苏维埃社会留下了很深的烙印。关于物质的损失 ，据苏联战争损害特别委员会统计，资本累计损失679亿卢布，直接的战争费用551亿卢 布，战争期间的国民收入的损失和疏散等其他直接经费610亿卢布，加上给战争受伤者 及其家属的保障金总额是1890亿卢布（按1941年的价格计算）。如果照此计算，它是1928 -1941年苏维埃计划经济的全部投资额。这样巨大的损失即使没有冷战问题的出现，也 会自动地把“战争状态”引向战后。
    在1945年5月9日，斯大林对德胜利演说时说“对德战争的胜利是斯拉夫各民族斗争的 胜利”。在5月24日，红军司令官们说这场大战显示了俄罗斯民族是苏联各民族的领导 力量，9月2日斯大林对日本的胜利演说中，自豪地说这是对日俄战争的报复。而且更重 要的是在1946年2月9日进行的战争总结中，说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带来的这场战争是“考 验国民总体实力的伟大学校”。它的胜利是苏维埃社会、国家及红军三者具有生命力的 充分证明。苏维埃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是战争取得胜利的物质基础，这就是他反复多 次强调的苏维埃体制的优越性。斯大林这些个人的解释随着他自身评价的提高，在苏联 内外开始作为真理流传。过去体制的运转被看作是基本没有错误的，所以忽视了必要的 检验和改革，结果使体制变得僵化而没有活力。如果说在某种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 影响波及到了苏维埃人们决定命运的话，那么在这里反复说的苏维埃体制却成了战争胜 利的牺牲品，这是非常矛盾的。然而由于城市和农村（所有的工人、知识分子、农民）、 俄罗斯民族和非俄罗斯民族、犹太人和反犹太主义、斯大林和反斯大林等等导致内战状 态的无法数清的因素的存在，致使苏联市民不断斗争，有时甚至还被激化。这样战后的 复兴依然是在不知不觉中对农民的掠夺。苏联政府动员一半被解散的农民士兵不回到农 村而留在城市，让其选择了成为工厂工人和共产党员的道路。战后这部分人在社会上升 时期，成为苏维埃体制的积极支持者。从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证实这个体制生命力的 同时再一次为延续体制作了主要人员登场的准备。但苏维埃体制的弊端无法适应经济发 展的变化，所以，依然没有摆脱覆亡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