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1957年中共的和平谈判倡议未得到台湾当局的积极响应。同时，“美国正在压蒋接受‘两个中国’的主张，要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上造成‘两个中国’的客观形势”。⑦为了惩罚国民党军队对大陆沿海的骚扰，粉碎划峡而治的阴谋，并试探美国的战略底盘，1958年8月我第二次炮击金门。在我强大攻势和国际舆论压力下，美国开始改变做法，欲从金、马等沿海岛屿的尴尬局势中脱身出来，用让出金、马来换取中国同意不对台、澎使用武力，以实现其搞“两个中国”的计划。美国金、马“中立化”的主张和要将撤军的要求遭到国民党的抨击。蒋公开表示，国民党决心固守金、马，“不容为了考虑盟国的态度而瞻顾徘徊”，若至紧要关头，台“决心独立作战”。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放风说，如果中国愿意停火，美国可以劝蒋军撤出金、马。美国的打算是要在台湾海峡画出一条永久停火线，这是中国决不能同意的。蒋介石对杜勒斯的讲话也十分不满。他认为，金、马是台湾连结大陆的唯一纽带，撤离金、马，就切断了台湾与大陆的联系，就等于放弃大陆。次日，蒋大骂美国对不住他，强调指出杜勒斯的谈话为“片面的声明”，国民党“无接受的义务”，“我们将不对任何压力屈服”⑧，其态度十分强硬。美、台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尖锐化。
    蒋介石对美国既依赖又抗争的两重性，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如果我一直加重炮击，完全切断金门守军的海上补给线，则美国有硬压蒋从金、马撤退的可能，那么国民党实际控制的地域与大陆的距离将由原来的两公里扩大到100多公里。这便极有利于美国关于冻结海峡局势，制造出一种事实上的“两个中国”，继而“托管台湾”，将其置于美国的全部控制之下的阴谋的实施。考虑到这些新情况，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审时度势，决定改变初衷，让金、马暂且留在国民党手中，待将来时机成熟与台、澎一并解决。毛泽东为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作出的高瞻远瞩的决策，极有利于蒋以金、马为筹码同美国的分离政策作斗争，从而保护蒋的民族性，使其免于被美国完全控制。
    “金门炮战，意在击美”。10月6日发表了毛泽东起草的、以国防部长名义发布的《告台湾同胞书》，展开政治攻势，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美帝国主义是靠不住的。文告还宣布：“暂以七天为期，停止炮击，你们可以充分自由地输送供应品，但以没有美国人护航为条件”，“我们都是中国人。三十六计，和为上计”。⑨明确告诉台湾当局，为了共同对付美国，双方要举行和平谈判。
    暂停炮击的行动得到台、澎、金、马居民和全世界舆论的热烈欢迎，但杜勒斯却把中国的这一举措同美国所要求的“停火”混为一谈。为了将我们的斗争策略贯彻到底，进一步促使美蒋矛盾的发展，10月13日，国防部命令福建前线，对金门炮击再停二周，目的是对付美国人，反对它压蒋撤出沿海岛屿或使沿海岛屿“中立化”的主张。命令指出，“这是民族大义……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⑩10月20日，杜勒斯即将访台，企图以事实上已经“停火”的借口来逼迫蒋同意撤军。为配合蒋同美国的斗争，我立即恢复炮击，及时帮助了蒋，使他有不撤的理由。当时台湾有人背地里说：“这个炮打得好。”
    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之后，蒋介石与杜勒斯达成妥协。10月23日双方发表《联合公报》称：美国“承认金、马与台、澎在防卫上有密切之关连”，台湾当局则声明，“政府认为……达成此项使命（所谓恢复大陆人民之自由）之主要途径为实行孙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11）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经过国共双方的对美抗争，美国逼蒋弃守金、马的图谋失败；二是蒋认识到美国无意助他“反攻大陆”，遂转向以“政治进攻”为主的“光复大陆”政策，两岸关系有所缓和。
    10月25日《再告台湾同胞书》发表，毛泽东指出，“中国人的事只能由中国人自己解决”，他还告诫台湾当局，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只是权宜之计，“我们只是希望你们不要屈服于美国的压力，随人俯仰，丧失主权”，所以，两党“化敌为友，此其时矣”。（12）这清楚表明我党联蒋反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此后，福建前线炮击形成单打双停的规律，且双方达成“默契”，炮击只打沙滩。这种象征性炮击，把两岸共同反对“两个中国”的意愿连结起来，维护了“一个中国”的局面，美国处于难堪的境地。
    事实上，台湾当局也逐渐明白了我党的意图。1959年3月，台湾当局特别规定，今后提及大陆时，不再用“红色中国”或“共产党中国”等语，改称“中共政权”；提及自己时不再用“自由中国”，而一律称“中华民国”。
    从“一个中国”的共同利益出发，海峡两岸在沿海岛屿问题上最终形成了客观一致的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特殊联盟”。
    三
    任何事物都处于既对立又统一的状态之中。海峡两岸、国共双方尽管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并处于激烈的军事对峙之下，但在坚持一个中国、维护中国的主权和尊严问题上，不仅有共同的立场，而且在行动上还有过默契配合。面对外国势力制造“台湾地位未定”、“台湾地区中立化”、“联合国托管”、“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等分裂活动，国共双方都作了长期不妥协的坚决斗争。50年代，国共两党于国际外交舞台，在反对美国分裂中国领土的斗争中所体现出的这种一致性，无疑有着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朝鲜战争后，美国无视全体中国人反对分裂的意志和决心，利用各种机会制造“两个中国”，理所当然地遭至包括海峡两岸在内的全体中华民族的坚决反对。对此，美国国务院于1958年公开发表的《关于不承认共产党中国政策的备忘录》无可奈何地承认：“北平和台北都激烈反对‘两个中国’的主张，因此即使可以由外界的机构强行实施这样的一种办法，它也不是一种稳定的解决办法。”
    60、70年代之交，国际局势大变动，中苏分裂，中美接近。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在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中，有一段文字引人注目：“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异议”。（13）这就基本否定了1950年杜鲁门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以及由此繁衍出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和“台湾独立”等谬论。至此，美国终于承认了多年来不愿承认的事实——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以说，美国能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如此姿态，除了对苏战略的需要外，两岸共同反对“两个中国”，寻求中国统一的历史决心，当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
    注释：
    ①⑦《周恩来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第254页；
    ②《美台关系四十年》，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74页；
    ④⑧ （11）《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二辑（下），世界知识出版社，1960年版，第2148页，第2824页，第2886页；
    ⑤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政策文件集（1955-1957）》，第107页；
    ⑥《台湾问题大事记》，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06页；
    ⑨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七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39-440页，第454-455页；
    （12）（13）《人民日报》，1958年10月26日，1972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