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史学研究者可以是某个政党的成员，但在学术活动和撰著中似无需以鲜明的党派立场作标榜。记述历史，评论事件，臧否人物，均依靠研究者掌握准确可信的资料，以科学态度对历史进行客观冷峻的审视。这样才能正确认识历史，解释历史，保证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当然，这是一种理想的要求。在一定时期内，史学工作者很难完全摆脱现实社会政治环境的制约，难免带有某种思想政治烙印。不过，我们在语言运用称谓语气方面尽量客观合理，讲求科学规范，否则，学术研究著述与政治宣传作品又怎么区别呢？
    五 关于敌、伪、顽、友、我的称谓民国时期，特别是国民政府时期阶级对抗和民族斗争非常激烈，政治上出现了敌、伪、顽、友、我这些名称，其中“顽”是共产党专门用来指称反共的国民党及其军队的。今天，学者们在史著中能否使用这些称谓论述历史呢？试分析一下。
    先说“敌”。从军事学角度看，敌我是战争双方各自对作战对象和作战主体之间关系的指称，两者是互动变位的，并非对某方军队专指。在政治对垒中敌我对称也是一样。但现在一般容易从中共党史军史的角度使用敌我称谓。过去的中共党史军史资料中，有关国共内战的资料所称“敌”是指国民政府军队，“我”指共产党红军。如红军游击战争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就是如此。如果在史著中仍沿用这种称谓办法，把国民政府军队称“敌军”，把红军称“我军”就显然不行了。客观的史学论著只能直接记述为国共两军，而不能代以敌我这样的称谓。只有在记述抗日战争时期历史时，称日方为敌，称中国一方为我，因为当时日本为入侵中国之敌，我们中华民族正对它进行抵抗。
    “伪”，本是假的意思，在政治上称之为“伪”者，必为非法的不予承认的对象。抗日战争时期称伪政权、伪军、伪满洲国等，这是中华民族全民族的共同立场。今天写史仍使用这一称谓，当无异议。但过去个别论著把国民政府称“伪”，这就混淆了坚持抗日的阵营与投降日本的阵营的界限。现在有的论著对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称“伪”，把国民政府制定的宪法、召开的国民大会、组成的立法院行政院，称为“伪宪法”、“伪国大”、“伪立法院”、“伪行政院”，这就无视当时那些政治活动、文件和机构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就不是尊重历史的态度。
    “顽”和“友”。在抗日战争时期，正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共产党称国民党及其军队为友党、友军，但国民党及其军队在抗日的同时也实行限共防共反共的方针。在国共摩擦中，共产党称反共的国民党人为“顽固派”，称反共的军队为“顽军”。这“顽”字是共产党一方专用的一个名词。今天的史著中显然不宜沿用这种名称。在抗战时期，共产党人分析说：反共“成了那班投降派准备投降的首要步骤”，“反共即准备投降”。③其实，抗战时期国民党反共过，但并未投降。在民族矛盾压倒一切的历史条件下，国共两党均坚持抗战到底。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军队仍应视为友党友军，故被称为“顽”者，实际上仍应为友。
    “我”。共产党的党史军史称共产党及其军队为“我”，这好理解。但民国史著述不能这样称呼。史学研究者应客观地记述历史。前文已经说过，民国史不能用“我”党这样的称谓指称共产党。对国共两军交战，不能称一方为“我”。只有在记述抗日战争历史时，站在中华民族立场，对与日军作战的国共两党两军才均可称“我”，如我第五战区、我一一五师、我三十三集团军，对抗日军队称“我军”。要之，史著不能以“我”专指共产党一方。
    六 关于对民国时期阶段划分的称谓从1912年元旦到1949年9月30日，民国时期共38年。除民国肇始南京临时政府短暂时期外，大致可分为民国前期（北京政府时期）和国民政府两大阶段（二者之间略有交叉）。如果再细划分，北京政府时期可分为袁世凯统治时期、皖系军阀统治时期、直系军阀统治时期和奉系军阀统治时期；国民政府时期可分为前中后三期，国民政府前期（十年）、国民政府中期（抗日战争时期，八年）、国民政府后期（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