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3年，德川家康任日本征夷大将军，在江户建立起幕府统治。1614年，德川幕府为消灭丰臣遗族，决定禁止天主教及其教徒活动。1636年，德川幕府开始实行“锁国令”，禁止日本商船从事海外贸易。另外，又将渡日的中国商船和荷兰商船贸易集中于长崎。1644年，清朝入关并逐渐建立起对全国的统治。对于统治中国的满清王朝，江户幕府视其为“华夷变态”①，视其为“夷狄”，始终拒绝与清朝开展政治往来。与此同时，江户幕府对于清朝的军政信息与情报的搜集，却给予了特别的重视。关于这一问题，日本和中国学界已经有所研究②，但却集中于“三藩之乱”、乾隆帝南巡等政治情报方面，而对更为关键的军事情报的问题，却未有专题探讨。为此，本文拟从江户幕府时期日本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进行细致考察，由此入手对日本当时一方面贱视清朝，另一方面却重视清朝这一矛盾的对华观现象，进行初步分析。
    一、日本江户幕府的清朝观
    清朝建立之初，就以中国传统的“朝贡”模式来构建以自己为中心的宗藩关系体系。1637年，清太宗武力迫使朝鲜在南汉山城缔结城下之盟，同时敕谕朝鲜，“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来朝，朕亦将遣使与彼往来也”③。日本乃岛国，国力亦较朝鲜强大许多，这决定了正处于明清对峙中的清朝无法以军事手段克服日本。出于维护自身政权安全与减轻统一大业阻力的目的，清朝欲以朝鲜为中介，通过和平的手段将日本纳入其宗藩体制之下。然而朝鲜出于自身利益考虑，认为清日两国“绝不可通也”④，并未转告日本。不过，1638年日本代表对马藩藩主宗义成还是通过釜山倭馆获知了此事。日本方面认为，“中原，天子国；彼虏，小丑也”，“今使馆倭移接于(釜山)城中，多储器械则虽有意外之变，与贵国相机周旋，岂非上策乎”⑤。由此可见，日本视清朝为“虏”，非但毫无通交之意，更有联合朝鲜对抗之心。
    1644年，日本越前国人漂流至中国，清朝不但对他们实施救助和优待，摄政王多尔衮还专门接见他们。次年，清朝通过朝鲜送还日本漂流民，并要求朝鲜向日本转达顺治帝的敕谕：“今中外一统，四海为家。各国人民，皆朕赤子，务令得所，以广同仁，前有日本国民人一十三名，泛舟海中，漂泊至此，已敕所司，周给衣粮，但念其父母妻子远隔天涯，深用悯恻，兹命随使臣前往朝鲜，至日，尔可备船只转送还乡，仍移文宣示，俾该国君民共知朕意。”⑥1646年10月，日本向朝鲜派出针对漂流民事件的答谢使，但所携文书却称清朝为“鞑靼”⑦，全无赞美清朝之意。朝鲜代送漂民事件也使日本得出朝鲜“与鞑靼为一”的结论，认定“鞑靼已得北京，送此漂人，正欲夸大”⑧。1647年，顺治帝颁诏海外：“东南海外琉球、安南、暹罗、日本诸国，附近闽浙，有慕投诚、纳款来朝者，地方官即为奏达，与朝鲜等国一体优待，用普怀柔。”⑨但日本对其“诏谕”未作任何回应。清朝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允许本国商民出海贸易。1685年，福建总督王国安、靖海侯施琅受康熙帝之命派遣武官江君开、文官梁尔寿赴日贸易，江户幕府虽然允许了此次贸易，但要求二人转告清廷“此后勿再派遣官府之人”⑩。
    上述数例，表明了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的贱视和拒绝通交立场。究其原因，约有三端：一是江户幕府主政官员深受儒家华夷观的影响。满族原是中国东北地区一少数民族，日本以华夷标准定格其为“夷”，称之“鞑靼”、“鞑虏”、“奴儿部”、“奴酋”。清朝定都北京时，江户幕府官员认为，“虏之贪戾，据燕京。自取之，不归”(11)，对清朝的不屑溢于言表。自古帝王君临天下，皆“中国”居内以治“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内华外夷”的秩序为包括日本在内的儒教世界共同信守。对于中国明清易代，日本视为“华夷变态”，“三藩之乱”爆发后，幕府官员更是发出“若夫有为夷变于华之态，则纵异方域，不亦快乎”的感叹(12)，期待中国“华”“夷”复归本位。在儒家华夷思想影响下，日本江户幕府贱视清朝，始终不能接受清朝坐居天下共主之位。理想中的“华”与现实间的矛盾促使整个东亚的华夷观走向多元化。在日本，即使大唐亦不如日本完美，唯有日本才确实可称“中国之地”的思想顺势而生(13)。日本开始以儒家先进文明的代表自居。
    二是江户幕府受到明朝遗民及朝鲜力量的影响。清朝入关正值日本锁国之初，江户幕府对清朝的了解主要源自明朝遗民及朝鲜。明末清初，赴日华商大多来自广东、福建等南方地区，他们或直接隶属反清的郑氏集团，或受郑氏保护，抵日后自称“唐人”，并不认同自身的清人身份。换言之，此期的华商多为明朝遗民，他们对清朝带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偏见。明朝遗臣更是痛恨清朝，为匡复明室，不断赴日乞师、乞资，求援文书有曰：“蠢尔鞑虏，乘机恣毒，羶污我陵庙，侵凌我境土，残害我生灵，迁移我重器，天怒人怨，恶贯满盈。”(14)竭尽侮辱言辞，极力渲染“鞑虏”残暴。他们对清朝的态度直接影响着江户幕府清朝观的形成。另外，朝鲜是日本的“通信国”，其对江户幕府的影响也不可忽视。满族政权两次入侵给朝鲜人心理上造成巨大的伤害：屈从于文化程度远远落后于自己的满族，这对尚文轻武的朝鲜来说一时无法接受；忠君事大思想在朝鲜社会中根深蒂固，放弃数百年的“事大事业”而转侍“蛮胡之群”，朝鲜人对此更是耿耿于怀。朝鲜蔑视、敌视清朝的态度也是影响江户幕府对清观形成的因素之一。
    三是江户幕府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元日关系历史的影响。江户幕府视满族与蒙古同种，满族崛起使其想起四百年前曾经入侵日本的“元寇”。因清朝对日本的态度与“当年蒙古征服高丽并试图纳日本为藩国，当日本拒绝后，便发兵入侵的态度颇为相似”(15)，故而江户幕府害怕他们会像“元寇”那样给日本带来战争。另一方面，江户幕府又为祖先击败强大的元朝感到自豪，正如《通航一览》将清朝救助日本漂民解读为清对日本的畏惧那样(16)，江户幕府对清疑惧的同时亦心存蔑视。
    二、江户幕府对清朝军事情报的搜集
    日本江户幕府始终未与清朝开展政治往来，却一直视其为潜在威胁。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日本江户幕府利用一切可能渠道积极搜集清朝军事情报。
    (一)对清朝舆地情报的搜集。国家舆地信息直接涉及领土安全问题，始终被纳入在国家之间军事情报搜集范围之内，江户幕府主要通过审讯日本归国漂流民和问询赴日华商两条渠道获取清朝舆地情报。
    江户幕府禁止国民渡航海外，漂流民的行动亦被视为违反幕府禁令。漂流民归国后，幕府皆会进行详细审讯。1644年，上文所提之日本越前国人漂流至中国东北珲春，幸存者在当地官吏保护下来到盛京，后与清朝迁都队伍一起进入北京，1646年，辗转朝鲜返回日本。返日后，国田兵右卫门、宇野与三郎作为漂流民代表被带至江户，接受幕府老中中根平十郎的讯问。讯问记录《鞑靼漂流记》中载有大量珲春至盛京、盛京至海、盛京至北京、北京至朝鲜都城间的交通信息。例如，其中对珲春至盛京的交通状况记曰：“自日本人被杀害地方至鞑靼都城，三十五日路程，全无耕田。一如日本，沿途皆为山路，间有高山”，“高山之外是长满苇子的山野，山间亦有开阔地。自出发地五日路程间，确无道路，尽须穿越茅草甸子。沿途无旅店，故多露宿山上”，“距都城三日路程的前方起，路旁方有百姓家”；关于盛京至北京的交通写道，“道路颇为平坦，山亦有之”，“路宽七八间至十间，修筑颇好”，“三十五六日路程，其中，沿海路程约有一日。其间有小的河川，但皆不需渡船。北京前方曰通州，此处有河，宽约两町，筑有码头”(17)。其中所记清朝舆地情报，既包括两地间的路程远近，又包括沿途山川、道路状况。此皆为日本漂流民在清朝的亲身经历，这对锁国的江户幕府而言，重要性毋庸置疑。
    江户时代，赴日清人虽为商人，但其中亦不乏阅历丰富、知识渊博之人，问询赴日华商是江户幕府获得清朝舆地情报的另一渠道。1725年，德川吉宗命荻生观拟定问目，通过长崎向清商朱佩章询问中国事情。朱佩章曾随下级军官薛谦若征战南北，屡立军功，“南至海洋十字门，北至张家口外，中华之地往来十省”(18)，成为江户幕府问询的理想对象。在被问及何处为防御日本要塞时，朱佩章曰：“防御日本，有数处要地，山东、江南、浙江、福建沿海及岛屿各处，设有备倭台，建立哨堡，构筑炮台，屯驻官兵。”(19)在被问及何处为中国防御外国侵略之重地时答道：“上海、崇明、舟山、厦门、台湾州、雷州极为重要，西北则数山海关、张家口、杀虎口、宁夏、甘肃等地。”(20)另在回答中国古今所传要害之地时，对清朝所辖之北京、盛京及其外十三省的重要府、县一一作了列举(21)。因接受此番问询，朱佩章“蒙赏赐白镪”(22)。江户幕府针对清朝的风说调查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例行风说问询；二是专门风说调查(23)。接受例行风说问询乃唐船入港长崎的必经环节，江户幕府并不支付任何酬报。与此相反，专门风说调查的针对性更强，幕府选择问询对象并赐予银钱以示褒奖。部分清商国防意识淡薄，江户幕府通过此种方式轻易获取了清朝舆地情报。
    以上两种渠道的清朝舆地情报皆为语言情报，从情报内容上看，清商提供的情报更具系统性，情报视野较为开阔；漂流民情报多为漂流沿途的地理信息，带有一定局限性，但现地性极强。另一方面，此期中日贸易兴旺，这为江户幕府提供了随时根据所需进行问询的机会；而漂流事件不可预见，漂流民情报带有较强偶然性。
    (二)对清朝军政情报的搜集。军政情报是国与国之间军事情报搜集的重点内容之一。清朝统一中国后，逐步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军事帝国，这引起江户幕府对清朝军政的关注。
    中日长崎贸易中，除一般货品外，亦有中国书籍经不法清商之手流入日本。虽然在货物中所占比重极低，但江户时代确有大量中国书籍流播日本。中国船只抵达长崎后，所载书籍须经书籍检查官——“书物改役”、“书物目利”的严格审查后方准入境，江户幕府为了解中国对日本的看法，要求“书物改役”摘录中国书籍中有关日本的记载并上报江户(24)。由此可见，中国书籍不但起到了传播中国文化的作用，亦成为江户幕府获取清朝情报的情报源。
    清朝法典性文献是江户幕府获取清朝军政情报的主要情报源。18世纪20年代，德川吉宗以向清商订购的方式获得两部《大清会典》后(25)，随即组织深见有邻、荻生观、大学头林信充等幕府儒者展开深入研究。深见有邻，明末赴日中国人高寿觉之孙，对《大清会典》卷八十一至卷一○八的兵部内容的大意作了整理，并汇集成册(26)。荻生观，与室鸠巢并称吉宗两大智囊，所做工作尤为突出：通过对《大清会典》的研究，作《清朝官职目录》，使幕府对清朝在京武官及直隶、盛京、江南、江西、福建等各地所驻武官的官职名称、品级、俸禄、人数及兵力配备有了清晰的认识(27)；又作《大清会典兵部考》，对《会典》兵部内容或加注训点，或作解说，使幕府对清朝武选司、职方司的相关制度有了深入了解(28)；此外，亦另利用《集政备考》与《则例全书》，对清朝兵部与明朝兵部进行比较，不但详细论述了最具清朝军政特色的八旗制度，同时指明了“清朝武官亦有荫叙之事”、“清朝武举既有会试亦有殿试，胜者为武进士、武状元”等清朝军政与明朝军政的不同之处(29)。参与研究的儒者汉学造诣颇高，这保证了所获情报的准确性。江户幕府通过此种方式，获得了完整的清朝军政情报。
    (三)对清朝武备情报的搜集。武备乃军队战斗力的重要保障，日本江户幕府利用一切可能渠道展开了对包括马匹、武具在内的清朝武备情报的搜集活动。
    冷兵器时代，马匹属国家武备的重要组成部分。1715年，日本颁布《正德新例》，规定了以信牌进行贸易的新方式，江户幕府有效利用这种新的贸易方式，多次以“御用”名义命令长崎奉行购入清朝马匹及马具。1718年，宁波船船头林达文因接受马具的订购，获得当年临时戊戌牌，成功地将二套马具带至日本后，又被授予庚子牌(30)。1719年，南京船船头伊韬吉因承接良马的订购，获得当年临时己亥牌；次年，其弟伊孚九搭载二匹清朝公马抵达日本，离日时不但取得了新增辛丑牌，而且得以领取褒奖银(31)。唐船归国时，日方一般皆会授予次年信牌，授予当年信牌意味着给予一年二次赴日贸易的机会，此对清商而言，乃莫大恩典。增发临时信牌、授予褒奖银成为江户幕府诱使清商贩运马具、马匹的有效手段。“御用”名义亦使其军事情报活动更具隐蔽性，降低了情报提供者的警惕意识，提高了情报搜集的成功率。自1722年开始，幕府又将褒奖银的数额大幅提高，由日本银两枚增至五枚，有时为七枚，最高可达十枚(32)。清商为利所驱，成为江户幕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的代理人。
    清朝严禁马匹贩往境外，对江户幕府而言，购入清朝马匹并非易事。1723年，丘永泰欲将将军所求之长毛马即“鞑靼马”牵渡日本，因清朝关卡严格盘查未能成功，隔年后的再次尝试亦因受人告发而失败(33)。长崎受阻后，江户幕府并未放弃购入“鞑靼马”的计划。对马藩与松前藩同为江户幕府“四口”之一，整个江户期，宗氏和松前氏各自以家业形式承担幕府对朝鲜、蝦夷事务，作为独自承担对外事务的保障，两藩亦各自赢得了与朝鲜、蝦夷贸易的独占权。1725年，幕府老中松平乘邑向对马藩江户留守居家老原宅右卫门下达了购入“鞑靼马”以作“御用”的命令：“设法从朝鲜购入鞑靼之马献上，迟延无碍，一二匹亦可。”(34)名为“御用”，“去势之马不可”的要求充分暴露了江户幕府欲借清朝马种改良外形矮小、战力不足的日本马匹并最终提高日本军马战斗力的目的(35)。对马藩藩主宗义诚多次通过釜山倭馆与朝鲜交涉，1726年4月，朝鲜倭学译官致书倭馆馆守曰：“鞑马之求贸则绝不可为者也，鞑马本非我国土产，而在中国大宛，故即今清皇帝多聚其种以为战马，因令天下立法不得出送他国。”(36)朝鲜历来被纳入在中国朝贡体系之中，近世虽为日本“通信之国”，但始终对其怀抱防范之心，加之“鞑靼马”被清朝视为高级军事机密，对马藩的购马要求终为朝鲜所拒。同年9月，松平乘邑再就同一事项询问松前藩主松前邦广，两个月后，邦广告之曰：“因松前与鞑靼间并无通路，鞑马之事难以承应。”(37)对马、松前两藩并未成为江户幕府获取清朝军事情报的有效渠道。购入“鞑靼马”的计划最终未能实现。
    江户幕府在输入清朝马匹的同时，也积极搜集清朝的武具情报。1722年10月，幕府腰物奉行三宅弥一郎因“御用”之故，招萨摩藩江户留守居家老佐久间九右卫门登城，称“幕府于长崎调查大清之官服、平服、铠甲、兵器事，然将军认为，相异之处或有之”(38)。长崎作为锁国时代日本唯一的对中通商口岸，是江户幕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的首选之地。清朝原则上禁止商船搭载武器，为保障海上航行安全，1728年后方允许赴东洋、南洋贸易的船只配备少量防御性武器。清商所能提供的武具信息，因受其自身军事认识水平制约，不可避免地带有模糊性和片面性。鉴于此，幕府向萨摩藩提出了经由琉球王国搜集相关情报的要求：“清朝若有类似日本《训蒙图汇》般附有该国武器、官服绘图的书籍，务必设法求之；如无此类书物，命琉球人据其北京所见，将各级官员之官服绘制成图，素日便服，若有等级之分，亦须如此；清人之铠甲、戈、战刀等武器的制法及着铠甲之清人模样，亦命琉球人依其所见绘制。”(39)琉球与朝鲜同为江户日本“通信之国”。整个江户时期，萨摩藩主岛津氏因1609年“征服”琉球立功，遂以家业的形式承担幕府对琉球事务。萨摩藩接到命令后，随即展开搜集活动：在琉球在番亲方(40)协力之下，不久后便获得了附有清朝官服绘图的书籍；1723年4月，萨摩家老岛津将监致书琉球在番奉行(41)种子岛弹正，命其令赴清琉球人现地调查有无详解清朝武具方面的书籍(42)。萨摩藩为显示其在幕府外交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积极应幕府之需经由琉球搜集清朝军事情报。
    清朝时期，琉球每两年遣使清朝朝贡，使团归国之年，复派接贡船入清，即事实上每年皆有琉球船只往来清琉之间，两国交往密切。历时数月、途经数千里的赴京之旅为琉球贡使提供了全面、深入了解清朝的机会。1719年，萨摩藩主岛津吉贵应幕府将军之命，向琉球参府使节中有赴清经验者询问清朝情形，并向幕府老中户田山城守忠真提交了一份中国见闻报告。据大庭修的观点，此报告内容杂乱无章、毫无关联，重要所在是其第一条所示信息，即就中国的法律处置问题，呈上琉球人在中国刊刻的《六谕衍义》一书(43)。但从情报学角度来看，报告书为江户幕府提供了大量清朝武备情报。报告书共三十四条，其中第五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共计七条为清朝武备情报，涉及武器、军需物出产等多个方面。如第二十一条云，“火铳较日本火铳长，弓乃短弓”；第二十二条云，“铠甲之铁，厚如杉原纸，链条联之，上以布裹，亦有填塞厚棉以纱绫裹之样式”(44)。琉球人或从样式，或从制法方面对清朝火铳、弓箭、铠甲作了说明，同时兼有与日本武器的比较。此等清朝武备情报皆为琉球使节滞留清朝期间的亲历亲闻，现地性极强，情报质量甚高，对长崎情报起到了补充、完善的作用。早在1678年，琉球向萨摩藩派遣耳目官通报赴清朝贡使节归国之事成为定例(45)，这意味着萨摩藩经由琉球获取清朝情报的渠道正式形成。换言之，江户幕府可随时利用萨琉间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经由琉球搜集所需之清朝军事情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