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初，未能正确认识其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联系。“20世纪40年代后，随着社会的发展，土耳其开始重新审视其与奥斯曼帝国的历史，并且开始正视其与奥斯曼帝国的承袭关系。”[1](pviii)在这种情况下，土耳其国内也开始出现一些相关的研究机构，具有代表性的有“伊斯坦布尔研究中心”(Research Center on Istanbul)和“历史研究基地”(History Foundation)等。事实上，阿塔图尔克·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fa Kemal Atatürk)在奥斯曼帝国的“废墟”之上建构的土耳其的现代民族国家，不仅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也是奥斯曼帝国百年改革的继承者。因此，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存在着紧密的承袭关系，当今土耳其存在的一些问题大都可以从奥斯曼帝国后期的现代化改革中寻找出渊源。对于这段历史研究的意义由此可见一斑。然而，国内对于奥斯曼帝国现代化改革的研究大多集中于“坦齐马特”(the Tanzimat)改革，而对其后哈米德二世(Sultan Abdulhamid Ⅱ)和青年土耳其党的改革缺乏应有的重视，甚至还存在着一些误读。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文明交往为视角，对哈米德二世和青年土耳其党所推行的社会文化领域的现代化改革进行论述，并分析其对土耳其共和国所产生的影响。
    一、改革与奥斯曼帝国晚期民族认同的演变
    民族(即“国族”nation，下同)与现代化的关系在东西方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对于西方国家来说，民族的形成要先于现代化的启动，因此有些学者认为民族国家是现代化的基础。对于东方国家而言却不尽然，因为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人为的建构，实质上是一种民族认同的建构，它是现代化的结果。这在土耳其近代史上有着生动的体现。
    “18世纪以来，奥斯曼帝国在器物层面推进现代化改革，但成效不大。”[2]不过也造就出一批不同于传统政治精英的精通西方制度文明的新兴精英。他们既要求变革，又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对传统文化的尊重，他们也成为奥斯曼现代化改革的推动者和民族意识最先萌发的一批人。在他们的推动下，奥斯曼帝国于19世纪30年代末开启了“坦齐马特”改革，主要是针对奥斯曼帝国的地方独立势力和少数民族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坦齐马特”改革侧重在制度和法律层面进行，试图通过强化中央集权、立宪、赋予非穆斯林以平等权利等举措来压制帝国内的独立倾向，整合帝国中心(城市)与边缘(乡村)的关系，从而实现救亡图存。与此相应，奥斯曼帝国也提出了“奥斯曼主义”以加强国内民众对于帝国的认同。例如，在1839年颁布的“花厅御诏”(the Tanzimat Edict)中明确提到了“对于朝廷和民族的(millet)的热忱和对于国家(vatan)之爱”[3](P352)，这里的“民族”和“国家”指的是全体奥斯曼臣民。同时，奥斯曼帝国的一些青年知识分子也开始支持“奥斯曼主义”，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青年奥斯曼党”(the Young Ottomans)。他们明确提出了“祖国”“爱国主义”“自由”等概念。总的来看，奥斯曼主义受到西方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其核心是在全体奥斯曼臣民中形成超越信仰、民族及语言的民族共同体，体现了帝国统治者对于建构“奥斯曼民族”的努力。
    但是，无论“奥斯曼主义”还是“坦齐马特”改革都未能扭转奥斯曼帝国的颓势。19世纪70年代，巴尔干半岛的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在近东及北非的殖民扩张加剧，奥斯曼帝国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在西方化道路遭遇挫折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统治者将目光转向伊斯兰，试图以此团结伊斯兰世界对抗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内部的分裂势力，‘泛伊斯兰主义’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哈米德二世上台之后开始强调自己‘哈里发’(the Calipah)的地位，向世界各地派遣使团宣扬‘泛伊斯兰主义’。”[4]并且将当时著名的伊斯兰改革主义者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fghani)请到伊斯坦布尔。然而，哈米德二世“泛伊斯兰主义”的目标并非是要统一伊斯兰世界，而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政治上的考量，希望以此维护奥斯曼帝同的统一。因此，他并未完全放弃“奥斯曼主义”，只是希望在强化个人权威的情况下，借助“泛伊斯兰主义”来延缓帝国的衰落。“阿富汗尼‘泛伊斯兰主义’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在哈里发领导之下的统一强大的世界性伊斯兰国家，并辅之以西方物质文明，这与哈米德二世的‘泛伊斯兰主义’有着本质上的不同。”[5]换言之，阿富汗尼的“民族观”在很大程度上与伊斯兰传统的“乌玛”观念相一致，并且试图在“乌玛”之上建立一个现代的“民族国家”。
    “泛伊斯兰主义”同样未能挽救奥斯曼帝国的命运。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的族裔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加强，特别是阿富汗尼的泛伊斯兰主义逐渐演变为阿拉伯民族主义。与此同时，宣扬突厥人的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土耳其主义”开始在文化领域出现。这实际上是一种“德国模式”的文化民族主义。“1908年，青年土耳其党(the Young Turks)上台后，逐渐开始推行土耳其化(突厥化)的政策，将‘土耳其主义’扩展到政治领域。‘土耳其主义’将语言和文化作为民族认同的标志，并且具有很强的世俗化倾向。”[6]这在当时奥斯曼帝国的民族主义理论家格尔卡普(Ziya Gkalp)的思想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事实上，“土耳其主义”的提出是对帝国内部分裂势力的回应，“认为通过语言的同化和民族的整合实现民族认同；另一方面又是对于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反思，试图通过‘土耳其主义’将西方的文明和本国的文化相调和，从而避开走向现代化。”[7]与一般意义上的族裔民族主义不同，“土耳其主义”大多以文化认同为基础，而非看重族群认同。“土耳其主义”在本质上是要人为地建构文化的同一性，进而建构出民族认同，是构建土耳其民族国家的一种方案。这同时也是“土耳其主义”的缺陷所在。正如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言：“民族主义并没有把同质性强加于人，而是反映了对同质性的客观需求。”[8]
    在奥斯曼帝国晚期，这三种思潮大多同时存在，只是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但从中可以看到，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认同观一直在世俗和伊斯兰之间摇摆，体现了奥斯曼帝国认同的困惑和无所适从。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试图建构一种民族认同的内聚力，而这正是新兴民族国家的根基。“穆斯塔法·凯末尔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爱国主义、世俗主义、西方化和土耳其化的原则，并在此基础上建构了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因此，他是奥斯曼帝国晚期各种民族主义思潮的继承者。”[9](P16)然而，奥斯曼帝国所具有的伊斯兰、奥斯曼、突厥等多重文化属性并未随着土耳其民族国家的建立而弱化，相反，这种民族认同的困惑影响至今。“奥斯曼的现代化改革是东西方文明交往的结果，同时也推动了奥斯曼帝国的民族觉醒。”[10]从奥斯曼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土耳其主义到凯末尔主义，最终实现了土耳其的重生。而在这一过程中，东西方文明的交往最终促成了土耳其的文明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