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改革对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影响 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社会文化改革对于土耳其共和国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主要体现在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后在民族认同、信仰沿袭、国家管理体制的适用以及教育制度的完善等方面对奥斯曼帝国晚期相关制度的继承和改进上。“有着真正民主头脑的土耳其人,包括大多数伊斯兰主义者,都能够认识到土耳其共和国与奥斯曼帝国之间在历史、文化与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沿袭关系是如此紧密,以至于要想解决当代土耳其的许多与文化心理相关的问题时,都需要与奥斯曼帝国的过去相融通。”[1](pviii)在奥斯曼帝国存续的500多年时间里,其社会文化的许多方面也在不断改进,尤其到了晚期,在与西方国家广泛交往的基础上,帝国进行了系列改革,使其在社会文化的诸多方面发生了重大改变。其社会文化的现代化成果,在后来的土耳其共和国时期,以各种形式在不同程度上得以承继。这里仅从民族意识和国家管理模式两个方面予以说明。 帝国晚期在与欧洲国家的交往中逐步形成了其民族意识。泛伊斯兰主义、泛奥斯曼主义与泛突厥主义在帝国晚期经历了微妙的相互作用和此消彼长的过程。哈米德二世作为素丹哈里发,倚重泛伊斯兰主义,“而他的反对者——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对伊斯兰的政策方面却举棋不定,一方面反对素丹,另一方面却仍想利用帝国对穆斯林的号召力凝聚力量,奥斯曼主义是其国内政治的核心”[18]。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形势的需要,泛突厥主义的宣传及组织机构随之取得对泛伊斯兰主义和泛奥斯曼主义的优势。但泛伊斯兰主义在针对英国和俄国等外国势力的潜在作用方面也没有被忽视。泛突厥主义以文化因素为主要的宣传内容。这两者有时被同时使用,因为在唤起国民的统一对外方面,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解体以及统一与进步委员会在政治舞台上的消失,泛突厥主义就成了新成立的宣称为世俗共和国的土耳其共和国的主要政治潮流。在多党制实行之后,伊斯兰主义又以“突厥-伊斯兰”的形式重新成为土耳其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帝国后期民族意识的觉醒还表现在自谢里姆三世以来的改革促使在帝国社会逐步形成了有知识、有开放眼光而且务实的中间阶层,这一阶层广泛存在于地方政府以及农村地区,他们始终是改革的支持者,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是传统的捍卫者。新生的中产阶级及他们的支持者逐渐掌握了农村的社会政治生活,尤其是19世纪80年代以后,他们的力量日益显现并在青年土耳其革命及战后的解放战争中,在以社会精英为中间力量的领导下,将两次运动推向了胜利。在革命胜利后的共和国,坚持传统与现代相结合、本土文化与欧洲文化相融合的中产阶级,仍然是土耳其社会的重要力量。 奥斯曼帝国晚期与欧洲国家的交往对土耳其共和国在国家管理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共和国的国家管理思想与帝国晚期在国家管理思想方面的演变有着有机的联系。即便是著名的共和国创始人阿塔图尔克·穆斯塔法·凯末尔于1931年提出并于1937年写进共和国宪法的被称为“六个主义”的国家政治制度思想,也有一个由帝国晚期发展演变而来的过程。这个看似全新的、革命性的、为共和国发展指明了道路的共和国国家管理思想并不是一夜之间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可以从共和国成立之前帝国晚期的政治精英和思想家那里找到前身的。这六个代表共和国国家管理思想的主义是:共和主义、国家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和人民主义。其中共和主义是指国家在形态上是共和制国家而不是其他,这一思想更多地体现了凯末尔和他的领导集团对国家制度的定位;国家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比之前的帝国时期更加强调人民对于国家事务的参与。而对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改革主义和人民主义的重视,则足以显示它们与奥斯曼帝国晚期国家政治制度和管理思想上的直接联系。正如《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知识遗产》(Late Ottoman Society, The Intellectual Legacy)一书中所指出的:“当我们把凯末尔的思想和青年土耳其时期一些有影响的思想家如艾哈迈德·哈查(Ahmet Riza)、阿卜杜勒·赛维德特(Abudullah Cevdet)、齐亚·格尔卡普(Ziya Gkalp)等的思想作一比较,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对于主要问题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进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9](P16) 总之,坦齐马特改革家、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以及青年土耳其党都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同阶段的推动者,坦齐马特时期到共和国时期经历了由帝国到共和国的线性延伸,而前面这几个时期与西方交往的成就也在共和国时期实现了由量变到质变的跨越。帝国晚期的遗产在共和国时期以不同形式得以继承和发展。与此相伴的是效仿西方的改革,也给国家的现代治理带来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其中最著者就是对西方的过度依赖,似乎奥斯曼帝国问题的解决都可以从西方国家那里找到答案。但奥斯曼帝国及至土耳其共和国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国情,如何处理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差异,如何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曾经是奥斯曼帝国未能解决的问题,现在仍然是土耳其共和国尚待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 田瑾,女,陕西渭南人,西北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从事历史文化、跨文化交际等研究。 【参考文献】 [1]KEMAL H. Karpat, Ottoman Past and Today's Turkey[M].Brill, Leiden, 2000. [2]王铁铮. 世界现代化进程. 中东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3]伯纳德·刘易斯著. 范中廉译. 现代土耳其的兴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吴云贵、周燮藩. 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5]彭树智. 东方民族主义思潮[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2. [6]昝涛. 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11. [7]昝涛. 土耳其的民族主义与现代化——论齐亚·格尔卡普“托古改制”式的民族主义[J].西亚非洲,2008, (8). [8]厄内斯特·盖尔纳. 民族与民族主义[M].韩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9]ZDALGA E. Late Ottoman Society, The Intellectual Legacy[M].Routledge Curzon, Oxfordshire, 2005. [10]彭树智. 两斋文明自觉论随笔:第三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11]刘云. 土耳其政治现代化思考[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 [12]KEMAL H. Karpat, The Policization of Islam, Reconstruction Identity, State, Faith, and Community in the Late Ottoman Stat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3]BERKES N. The Development of Secularism in Turkey[M].McGill University Press, 1964. [14]JAMES L. Gelvin, The Modern Middle East, A History[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5]黄维民. 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16]彭树智. 中东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 [17]BENJAMIN C. Fortna, Imperial Classroom, Islam, The State, and Education in the Late Ottoman Empire[M].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田瑾. 18-19世纪奥斯曼帝国与欧洲文化交往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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