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改革对国家管理模式的塑造
        “坦齐马特”改革的进行标志着土耳其现代化改革已开始关注制度层面。然而这一“改革是奥斯曼素丹自上而下推动的，并因此加强了素丹的权利”[11]。1876年，哈米德二世继任素丹后，在青年奥斯曼党的压力下颁布宪法，开启宪政改革。这部宪法规定伊斯兰教为国教，土耳其语为国语，建立两院制的议会，保障公民的平等地位。但是，“哈米德二世站稳脚跟之后便镇压了这场立宪革命，继续沿着‘坦齐马特’改革的道路推进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3]（P189）。因此，哈米德二世的权力逐渐强化，并且使权利中心再次回到了宫廷。“在这一时期，宫廷已能够‘控制其他行政部门及全体民众’，具有‘现代集权主义政府的特点’。”[12]（P172）哈米德二世的泛伊斯兰主义赢得了国内保守的伊斯兰教势力的好感，但哈米德二世刻意强化专制权力以及特务制度，而这些主张与青年奥斯曼党内部并不统一。更为重要的是，在当时的奥斯曼帝国，立宪要求主要来自于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社会精英，而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并未有太大的响应。“哈米德二世为了获得农村的支持，不惜赋予他们在政治上一定的自主权，以及给予一定的经济利益。”[12]（P172）此外，哈米德二世时期电报、铁路、电缆等现代通讯设施迅速发展。例如，“奥斯曼帝国在克里米亚战争时期才开始修建电话线路，到哈米德二世统治时，电话线路已超过了3万公里，这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发展。”[13]（P257）
        同时，哈米德二世试图通过加强官僚队伍专业化来增强管理效率。他在1878年成立了“国家事务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和“个人事务委员会”（Personnel Committee）来改革官僚体系。他还开办了一些新学校，扩大职业学校的规模以培养适于现代官僚体制的人才。尽管哈米德二世宣扬“泛伊斯兰主义”，但并没有改变政治世俗化的总体趋势，继续削弱伊斯兰教对于帝国司法体系的影响。“1884年，奥斯曼帝国改进了培训司法人员的课程设计。”[12]（P169）事实上，哈米德二世远没有形成独裁的权力，只是在其前任的基础上借助各种手段维持并强化了自身的权力。特别是由于哈米德二世倚重宫廷，从而使后者与官僚体系之间存在着很大的矛盾。哈米德二世之所以反对宪政，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怀疑改革派官僚们会利用宪法使欧洲人参与到政府政策中去，从而使他们拥有主导权和优势”[11]（P51）。他认为“宪法只能在人民有着成熟的政治素养的国家推行，否则，宪法的权力只能被滥用来反对合法的统治者并带来社会的混乱”[11]（P51）。但改革派的官僚对此并不赞同，他们急于恢复宪法，并且开始对传统的政治体制提出挑战。
        由此可见，尽管哈米德二世的改革推动了奥斯曼帝国政治体系的专业化、合理化和世俗化，但同样面临着自由主义的挑战。而后者正是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异化现象。因此，尽管哈米德二世使奥斯曼帝国的宪政制度夭折，但不能否认其推进奥斯曼帝国由传统的政治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变所产生的影响。
        1908年，在青年土耳其党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的军阀发动政变，哈米德二世被迫宣布恢复1876年宪法。1909年，哈米德二世被废黜，随后宪法被重新修订，这使奥斯曼帝国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变革：“新修订的宪法规定，主权不再无条件的属于奥斯曼王室，后者必须效忠宪法；素丹签署条约的权利受到议会的限制；地方分权等。”[14]（P145）素丹成为国家名义的首脑，以其为核心的传统君主制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奥斯曼帝国向立宪君主制和世俗化迈出了一大步。“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第一次成为各个政治派别争斗的对象，同时也标志着奥斯曼帝国大众政治时代的到来。”[14]（P145）此后，青年土耳其党对于奥斯曼帝国的政治制度进行改革。“在行政管理制度上，参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拟定了一个新的省市政府行政制度，并且付诸实施后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15]同时，青年土耳其党继续推行世俗化改革，削弱宗教阶层的权力。1916年，宗教最高权威人士的职位（）被从内阁中清除出去。1917年，宗教法庭和宗教学校分别被置于司法部和教育部的控制之下，而瓦克夫（Vaklf）则接受新的宗教基金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Foundations）的管理。虽然沙里亚法（）在这时仍是规范家庭关系的主要依据，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进行了改革。1913年，一部以德国法律为主要参照的继承法开始生效。
        青年土耳其党的改革未能改变奥斯曼帝国的发展轨迹，也未能实现他们上台之初所要求的宪政民主，反而由于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奥斯曼帝国寿终正寝。但是，现代土耳其共和国政治发展的诸多特征，都已深深地根植于青年土耳其党的政治改革之中。青年土耳其党的上台是军事政变的结果，是奥斯曼帝国军人干政之始。这些组织化、专业化程度非常高的现代军人是奥斯曼帝国现代化的结果，同时也逐渐成为奥斯曼帝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主导力量。随后爆发的凯末尔革命，以及此后频繁出现的军人干政，在很大程度上是军人所代表的土耳其民族主义运动的继续。另一方面，青年土耳其党的宪政改革和世俗化改革引起了奥斯曼帝国宗教势力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喊出了“我们要教法！皇帝万岁”的口号[16]。事实上，这种宗教与世俗的矛盾只是奥斯曼帝国自“坦齐马特”改革以来传统与现代之间矛盾的集中爆发。凯末尔革命继承了其先辈所进行的世俗化改革，推动了政教分离。但是，政教与世俗的矛盾并未因此解决，这对土耳其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奥斯曼帝国晚期对于国家管理体制的改革也大多为其后继者土耳其共和国所继承。总的来看，穆斯塔法·凯末尔对于土耳其的“政治改造”与奥斯曼帝国晚期的现代化改革有着很强的继承关系，凯末尔主义的六大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亦是奥斯曼帝国晚期社会思潮和政治改革的延续并影响至今。
    三、改革对教育制度的贡献
        “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改革始于麦哈迈德二世”[13]（P400），在“坦齐马特”改革时期，教育部门的改革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主要是引进西方式的教育制度，兴建技术类的高等学校，尝试在宗教教育体系之外建立世俗教育体系。其中，法国对于奥斯曼帝国教育改革的影响尤大。
        但是，坦齐马特时期的教育改革存在着很多问题。由于倚重西方国家，奥斯曼帝国的教育部门充斥着西方人。他们以传教士、银行家、学者、顾问等身份影响着奥斯曼帝国的教育改革。一些基督教会和西方政府还在帝国内建立了大量的西方式学校。对于奥斯曼帝国而言，这种文化的侵袭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哈米德二世上台之后，奥斯曼帝国的政局相对稳定下来，开始应对西方国家对于帝国教育部门的渗透，整合国内的教育体制：“哈米德二世一方面继续发展世俗教育，兴建各类学校，特别是中等教育学校；另一方面则对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学校进行改革。”[17]（P103）加拉塔萨雷（Galatasaray）学校的改革最具代表性。
        1869年，奥斯曼帝国建立了加拉塔萨雷学校，法国在这所学校的教育制度、教师、教科书、课程设置等方面影响巨大，法语还成为学校的教学语言。加拉塔萨雷学校的建立迎合了当时奥斯曼帝国教育改革的趋势，因此招生人数迅速增加。“1870年，该校的在校生人数增加了近一倍，达到了640人。一时间，奥斯曼帝国各地纷纷建立这种模式的学校。”[17]（P103）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后，在奥斯曼帝国的影响和投入有所减少，哈米德二世遂借机削弱法国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他任命忠于自己的阿里·苏阿维·埃芬提（Ali Suavi Efendi）为加拉塔萨雷的校长，后者同时具有西方教育和伊斯兰教育的背景，是该校成立以来任此职的第一位穆斯林。这体现了哈米德二世教育改革的方向，即从盲目的西方化改革向在保持世俗教育前提下增加伊斯兰和土耳其传统的因素上回潮。具体而言，苏阿维要求加拉塔萨雷学校以土耳其语取代法语作为教学语言，增加穆斯林学生的人数，减少非穆斯林学生的奖学金数额，将激进的学生开除等。“穆斯林学生的比例因此增加了37％。”[17]（P107）苏阿维还调整学校的课程设置，增加了物理、生物、统计等应用型课程的比重，同时也强调这些课程必须和伊斯兰教的一些传统科目相均衡。可见，苏阿维在重视应用学科的同时也给学校带来了浓厚的伊斯兰氛围。苏阿维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土耳其语日渐成为学校的通用语言，法国的影响越来越小。加拉塔萨雷学校的变化是整个哈米德时期教育改革的一个缩影。哈米德二世通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教育部门唯西方是瞻的局面，推动了奥斯曼帝国教育的发展。当然事实上，如同在其他领域的改革一样，哈米德二世的举措，并未从根本上解决奥斯曼帝国教育改革的世俗化与伊斯兰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