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江户幕府大量购入中国兵书。清朝入主中原后，江户幕府曾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担心清朝入侵。当时活跃于日本的名儒熊泽蕃山甚至预测危机近在眼前，建议幕府囤积兵粮，拟定兵法，做好应对准备，其在谈及日本是否具备抵御清朝的兵法时称：“北狄若以下策来攻，应速与其合战，若此，今日本兵家之能者，或稍能抵挡；北狄若以上策来犯，今日本兵家无抵御之法也。”(46)获取当时颇为先进的中国兵学理论，提高幕府军队技战术水平，在日本统治者眼中乃迫切之需。长崎输入的汉籍中不乏兵学书籍，购入中国兵书是江户幕府获知中国兵学理论的主要手段。
    长崎书籍检查官任职之时，提交任职誓文乃是定例。1671年，书物屋次右卫门、山形屋吉兵卫始任“书物目利”，二人任职誓文中写道：“兵书之类及载有基督教内容之书籍，自不待言，一旦发现或听闻珍异书籍，必迅速上报。”(47)1838年，向井雅次郎任“书物改役”，任职誓文中亦包含同样的内容(48)。由此可知，书籍检查官担负奏报输入汉籍中所含兵书的职责。江户幕府严禁基督教，严防相关书籍流播日本，中国兵书并非禁书，但被置于与严查基督教书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见江户幕府对中国兵书的重视。从二件誓文年代上看，搜集中国兵书并非出于某代将军的个人喜好，而是江户幕府的一贯政策。
    原红叶山文库(幕府将军御用书库，后由内阁文库接管)中，共有汉籍兵书105部，其中101部购自中国。现将17、18世纪的购入量分年代列表如下(49)：
    

    由表1可见，江户幕府前一百年间大量购入中国兵书，购入量因时代的不同有所波动。17世纪40年代，清朝定鼎中原，江户幕府开始大力购入中国兵书。50年代，南明政权更为频繁地乞师、乞资，这愈发刺激了江户幕府原就紧张的神经，购买中国兵书达到高潮，十年间购入22部，与最初四十年的购入量相当。1640年至1659年间，江户幕府共计购入36部，约占整个江户期购入总量的40％。60年代，清朝呈现短暂稳定，江户幕府中国兵书的购入量急剧缩小，仅为4部。60年代，中国爆发“三藩之乱”，刚趋稳定的清朝再次陷入动荡，江户幕府中国兵书的购入量较60年代又有较大幅度提高，回复至40年代的水平。80年代，清朝平定三藩并乘势统一台湾，江户幕府中国兵书的购入量虽稍有降低，但基本与70年代持平。90年代，清朝国内局势渐趋稳定，购入量再次明显减少，降至60年代的水平。18世纪，整个东亚稳步进入和平安定时期，如表2所示，江户幕府几乎不再购入中国兵书，虽20年代的购入量稍有回升，亦仅维持在两三部的水平。由此可见，中国局势紧张之时，江户幕府中国兵书的购入量上升，中国局势稳定之时，购入量则随即下降，江户幕府中国兵书的购入量与中国局势呈现出同比变化态势。虽不能完全排除武家政权对兵学的兴趣因素，但可以肯定的是，对清朝的警惕是江户幕府购入中国兵书的主要原因。
    华船载至日本的中国兵书，既有两三年前的新版，又有数十年前的旧版(50)。此等书籍皆为中国商人在出港地购得，全部都是当时中国市场上的流通物。换言之，幕府所购中国兵书中的内容皆是当时中国正在流行的兵学理论。中国兵书经由商船贸易渠道流入日本，拥有优先购买权的江户幕府同期获取了中国先进的兵学理论。
    (五)江户幕府招募清朝武官。利用赴日清商招募清朝武官，这是江户幕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活动中采取的最为大胆且直接的手段。
    满人以骑射为本，对弓马技艺尤为重视，入关后，清朝军队仍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着骑射优势，正因如此，弓马技艺亦成为江户幕府搜集清朝军事情报时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1725年，江户幕府复以“御用”名义向长崎奉行下达了招请擅长骑射的清朝武官的命令。从对骑射之人武官身份的要求可见幕府此举的真实目的。朱佩章接受了此项任务，次年2月归国之时得以其子朱允传名义获得该年广东临时午牌，但因私载武人出境有违清朝律法，11月再次赴日时，所约之人并未同船前往，朱佩章亦因此未能获得日本方面的贸易许可，数月后被迫返航(51)。朱佩章返航七日后，骑射之人陈采若、沈大成分乘二艘唐船登陆长崎，《唐马乘方补遗》中所收“骑射并马医唐人陈采若、刘经先、沈大成之渡来经纬”记载：1727年，朱佩章之弟朱来章听闻其兄贸易受阻后，派弓马俱佳之沈大成与陈采若及马医刘经先搭乘二十番钟觐天之船抵达长崎；另二十一番船船主陈良选应先前朱佩章之再三恳请，改称陈大成，秘携沈大成同日抵达(52)。为博取日方信任，清商竭尽所能招募骑射之人，贸易信牌再次彰显出巨大作用。
    江户幕府对陈采若、沈大成二人的到来十分重视，专门派遣富田又左卫门奔赴长崎，记载清朝弓马技艺情报的书面报告被源源不断地送往江户。二人1731年方随唐船回国，滞留日本四年(53)。滞留期间，二人不但教授了马的治疗法、饲养法、相法等方面的知识，而且传授了中国武术中的双刀功夫和一马一箭、一马三箭、苏秦背剑三门骑射之术(54)。这三门骑射术乃清朝武举考试中最难科目，亦为清朝八旗、绿营之强项。关于二人的个人信息，“渡来经纬”中写道：陈采若，三十五岁，九岁师从正红旗同山之官董尔泰，学习弓马之术，曾任陕西西安府中营千总，尤善教授弓马，有弟子三十人，因当差年满，归故乡杭州；沈大成，三十二岁，二十岁时师从台州府守备赵天祥，后历任把总、千总，教授部下弓马七年，去年当差年满，隐退闲居(55)。大庭修对见载于中日双方史料中的清商姓名进行了比定研究，结果表明，沈大成实为杨姓之人冒顶，陈采若乃1723年浙江武乡试第五名武举张灿若之化名(56)。所谓清朝退职武官之说实为清商首尾相合的捏造之言。从陈采若、沈大成在日本的活动来看，二人真实身份虽非清朝武官，但在弓马骑射上造诣颇高，亦可谓江户幕府所求之理想人选。
    海国虽有易御敌于国门之外的优势，也有易遭外敌入侵的弱点，江户幕府前期，日本在加紧巡防海岸要塞和修筑沿岸炮台的同时，积极搜集清朝水师情报。1718年，幕府老中大久保佐渡守常春曾向平户藩藩主松浦笃信询问“我国之船与唐船之利弊”及“防御异国船一事”(57)。清朝前期，水师主力船舰—赶缯船、艍船在船型、船体构造上与赴日民间商船并无大的不同。通过此番询问，江户幕府对清、日水师船舰的优劣有了粗略认识。另据1728年李卫奏折，清商“荐引一广东长须年满千总，不知姓名，每年受付数千金，为之(日本)打造战船二百余号，习学水师”(58)。重金招募清朝武官打造战船、教习水师，无疑使江户幕府对清朝水师的船舰性能、水军操练等有了更为全面、直观的了解。
    江户幕府对《射史》、《射学正宗》、《武经入学第一明解》、《纪效新书》等中国兵书皆曾作过深入研究，成果报告中不仅详细叙述了射手心理、射手对器物的调试与选择、一马一箭、一马二箭、一马三箭等中国射术理论，亦较为完整地介绍了水兵编伍及操练的方法(59)。然而，文字情报的抽象性导致理论研究无法完全实现技术性情报的获取，江户幕府通过招募清朝武官的手段，实现了技战术情报抽象性与形象性的结合，使其真实了解且切实掌握了清朝军队的技战术，此可谓其搜集清朝军事情报活动中的一大成功。
    三、江户幕府贱视与重视清朝的矛盾现象分析
    日本江户幕府未与清朝建立官方关系，但却利用各种信息渠道，搜集清朝的舆地、军政、武备技术等方面情报。所获情报种类多样，既有语言情报、文字情报，又有实物情报。就其搜集渠道而言，唐船贸易渠道最为重要。江户幕府实行锁国政策，仅开长崎一港对外通商，而且除荷兰外仅允许中国商船赴日贸易，这充分显示出其对清贸易的重视。唐船贸易的存在亦使长崎成为江户幕府清朝情报的主要源地，但因其部分情报的片面性和模糊性，长崎情报无法完全满足幕府需求。萨摩藩的清朝情报多为琉球赴清使节的亲历亲闻，现地性极强，对长崎情报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日本漂流民的情报虽然带有较强偶然性，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弥补了幕府清朝现地性情报的不足。对马、松前两藩虽未成为其获取清朝军事情报的有效渠道，但两藩确曾展开对清朝的军事情报活动。锁国体制下，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情报活动在整体上是被动的，但无论是其对贸易信牌的有效利用，还是不同情报搜集渠道上的连动表现，皆显示出其搜集清朝情报的极高的主动性，此亦恰恰表明日本江户幕府对清朝的重视。
    日本江户幕府如此重视清朝，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在日本江户幕府看来，清朝是其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对手。日本原本即为华夷秩序中的极不安分因子，16世纪末开始数度挑战中国在华夷秩序中的中心地位。丰臣秀吉于1592年、1597年两度入侵明朝属国朝鲜并欲假道朝鲜征服大明，宣称“席卷明朝四百余州，以为皇朝之版图”(60)，甚至决定了征服明朝后的“大唐关白”人选(61)，试图取代中国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华夷秩序。1609年，江户幕府建立后不久，萨摩藩获幕府授意武力征服明朝属国琉球，迫使琉球纳贡称臣，再次挑战中国。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江户幕府一度试图恢复明日勘合贸易，但其已将明朝颁发的“勘合”和日方颁发给海外贸易船的“朱印状”置于同等的地位，同时宣称，日本“化之所及，朝鲜入贡，琉球称臣，安南、交趾、占城、暹罗、吕宋、西洋、柬埔寨等，蛮夷之君长酋帅，各无不上书输宾”(62)，内心期望建立“日本型华夷秩序”的目标并未改变。17世纪30年代，日本江户幕府在恢复勘合贸易无望的情况下，建立起以朝鲜、琉球为两翼的“大君外交体制”，独立于中国朝贡体制之外。“大君外交体制”的建立标志着所谓“日本型华夷秩序”的形成，日本最终脱离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秩序。满族兴起打破了东亚原有的军事平衡，建立起较明朝更为强大的清朝，并逐步成为东亚华夷秩序新领袖。崛起过程中，清朝显现出强大的军事冲击力和政治颠覆力，江户幕府由是担心其精心构建的“日本型华夷秩序”为清朝所颠覆，日本再次沦至华夷秩序的从属地位。鉴于此，日本江户幕府始终视清朝为政治上、军事上的重要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