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中国的法国大革命史研究和教学
    中国学者在巴黎大学介绍了中国史学界和大、中学校关于大革命史的研究和教学情况 。浙江大学楼均信的发言《50年来中国的法国大革命研究》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就 法国大革命这一专题出版了100部以上的专著和800篇以上的论文和译文。其中80多部专 著和700余篇论文和译文是70年代后期以来问世的。他着重指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法 国大革命史研究在内容上的7处创新：1.热月政变的性质是大革命的继续，而不是反革 命；2.大革命结束的标志是拿破仑帝国的失败，而不是热月政变；3.大革命中各个派别 得到了客观、公正的评价；4.罗伯斯比尔固然被肯定为革命者，与之对立的丹东也被大 多数史学工作者肯定为革命者，而不是叛徒；5.肯定《人权宣言》的颁布是重大的历史 进步，而不是仅强调其局限性；6.对以往认定的“反革命”现象作了反思，如不再把旺 代起义视为反革命现象而是给予客观的评价；7.在肯定大革命功绩的同时，也看到了大 革命的主要负面效应。
    王令愉以自己和李宏图的名义作题为《中国大学和中学的法国大革命史教学》的发言 。他指出：中国在学校教授法国大革命史始于20世纪初。沈炼之教授著的《法国大革命 史讲话》在抗日战争中的1941年问世，具有特殊的意义。从50到70年代，教学受“全盘 苏化”的影响，难免存在偏见和谬见。80年代问世的教材开始发生变化。1992年出版的 《世界史·近代史》卷中，由刘宗绪教授撰写的法国大革命部分认为雅各宾专政仅是战 时体制，“热月政变”是大革命的重要转折点；它不是“反动”，而是恢复资产阶级的 正常秩序。有些教材从政治角度或生产力发展的角度来理解大革命。王令愉还分别从初 中和高中历史教学的内容和目标、成绩评估以及课外阅读等方面对中学的大革命史教学 作了详尽的介绍。与会者传阅了载有法国大革命内容的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历史 教材。法国同行对中国中学的大革命史教学评价甚佳。
    中国学者在维济尔研讨会上还就法国大革命对近代中国的影响、近年中国对丹东、巴 贝夫的研究等问题发言。
    浙江大学沈坚作了题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眼中的法国大革命形象》的发言。他提出 大革命在中国知识界的反响由小而大，有三个阶段：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反响微乎其微 ；19世纪90年代，维新派思想家对大革命的看法占主导地位；20世纪初期，维新派和革 命派思想家就大革命进行辩论，两派各自借题发挥以论证自己的观点。维新派思想家视 大革命为祸乱但肯定其原则，赞赏君主立宪派；20世纪初期的革命派则充分肯定大革命 的进步作用，对它的理解也更加深刻和全面。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获取有关大革命的信 息时带有急功近利的实用倾向。
    浙江大学楼均信在题为《中国史学界对丹东的研究》的发言中说，中国对丹东的公允 研究始自改革开放之后。他自己就撰有研究丹东的论文近10篇。以往对丹东的否定从其 “宽容政策”入手，而事实上“宽容政策”包括两个方面：对外通过谈判稳定战场、实 现和平；对内主张人道、宽大和法治，反对恐怖扩大化。丹东企图以此巩固资产阶级的 统治。他与罗伯斯比尔等的分歧仅是革命阵营内部的门户之见，绝无反革命的意图。丹 东是革命者而不是叛徒，已是史学界的共识。
    中国社会科学院端木美的发言《中国的巴贝夫与平等派密谋研究》指出，关于巴贝夫 的研究资料在中国比较少。巴贝夫留下的大量手稿曾长期散失在法国、意大利和前苏联 等国家的图书馆、档案馆。1960年在第11届国际历史学科大会纪念巴贝夫诞辰200周年 学术研讨会上，各国历史学家通过了合作整理出版巴贝夫全集的决议。但是当时中国尚 未能与国际史学界接轨。研究巴贝夫平等派运动的重要著作、邦纳罗蒂所著的《为平等 而密谋》以人民大学陈叔平教授为主、端木美为辅翻译的中文本也只是在1989年才由商 务印书馆出版。不过中国史学界五六十年代还是做了一些关于巴贝夫的翻译和研究工作 ，比较有影响的有北京大学潘润涵教授等的论文。1978年以后，以中山大学端木正教授 的报告会、综述《巴贝夫研究的演进》开始，中国的巴贝夫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中国 学者对巴贝夫普遍怀有深深敬意。但是18世纪末的法国进行的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的资 产阶级革命，要超越时代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是空想；那时的无产阶级很不成熟，巴贝夫 对社会经济和人类社会发展的认识还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