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9月6-7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军国主义史”课题组，在北京组织召开了有9名日本学者、5名韩国学者和20余名中国学者参加的“第二届近代日本内外政策国际学术讨论会”。有幸参加这次会议，对本人深入研究日本武士与武士道大有补益。不过，对会上某些日本学者的观点，本人难以苟同。例如，有日本学者针对笔者所作大会发言--“武士道嬗递的历史轨迹”，提出：武士只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几，武士道的范围非常有限，对日本社会并无多大影响。还有日本学者提出“南京大屠杀有一定偶然性”、“美国对战后日本军国主义思潮负有重要责任”等观点，本人也不能同意。为澄清事实，还历史以本来面目，特撰此文，并答某些日本学者。
    一、武士道与日本国民
    武士道是武士的道德，但武士道又不局限于武士，也是不容否认的客观事实。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早在1899年就说：“武士道所特有的道德与教诲，并不仅仅限于武士阶级”。[1]（P88）美国学者贝拉认为：“虽然武士最充分地体现了冠于其名的伦理准则，但它决不仅限于武士阶级。一般认为，在德川时代商人阶级业已武士化了。”[2]（P120）
    武士道是在平安武士的战争生活实践中产生的。“在武家主从关系内部发展起来的新道德，是作为武士道而产生的。”[3]（P228）武士道自有其产生的土壤和社会基础，自有其被日本社会认同和推崇的合理性。随着武士阶级的发展壮大，武士道逐渐成为日本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奖惩机制日益向武士倾斜，越来越多地将财富和荣誉分配给武士。于是，人们开始效法武士，武士道溢出了武士的界限。
    幕府政治建立后，武士成为统治阶级，武士道也升格为统治阶级的和国家的道德，武家社会的不成文律成了国家法制建设的基础。1232年（贞永元年），北条泰时主持制定的武家社会的基本法典《贞永式目》，“乃是‘武家习惯’的理性化。”14世纪初，受武家统治者之命完成的有关镰仓武士发家的历史著作--《吾妻镜》，将依靠武家道理草创天下的历史，作为子孙的镜鉴。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总是将自己的道德作为“最高道德”和“全人类的道德”，并强加给被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道德观产生重大影响。在“农武不分的早期武士社会里，士兵和农民没有明显的区别。因此，也要求农民效忠领主”。[4]（P46）由于武士掌握国家权力，行使政治权威，是社会精英，是君子，主导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理想追求。这样，武士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尊重，“武士之行为乃社会之镜鉴”。[5]（P134）武士的人生观、价值观和行为举止，成了社会的价值导向和人们学习的榜样，从而推动武士道进一步向农工商阶级蔓延。正如孔子所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6]（P142）
    德川时代，武士连同其家属仅占全国人口的6.6%，但遵循武士道者却远远超过此数。原因是：（1）丰臣秀吉的兵农分离政策，强令居住在乡村的武士作出抉择，要么随主君移居城下町成为领取薪俸的武士，要么留在农村，被划为农民。不少土地多的武士怕丢掉土地而选择了后者，成为村酋和农村社会的首领。他们在许多方面仍具有武士阶级的处世态度和道德准则。[7]（P67）因此，除移居到城下町的武士外，农村仍有不少农民身分的武士。（2）山鹿素行等儒学家兼武士道理论家，以中国儒家思想为指导原理的“士道”论，使武士道由实践的、制度的道德规范，发展为信仰的道德规范。“山鹿素行儒学化的武士道理论，对此后日本思想文化和日本民族性格优劣两方面的影响都是不可忽视的。”[8]（P301）武士道更为广泛地为农工商所接受，“就连女孩们的内心深处也深深爱慕武士的武勇和德行。”[1]（P90）武士阶级的伦理得到充分普及，成为全民的伦理。[2]（P222）（3）农民的道德“农人道”和工商业者的道德“町人道”，深受武士道“忠诚”、“服从”等道德规范的影响，原本仅存在于武士阶级内部的主从关系，已波及到町人和百姓。商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年）倡导的“心学”运动，以武士道德作为商人道德的楷模，强调“可为世人之镜者乃士”，“凡事应以士为法”。[2]（P196-197）（4）农村的“村方三役身分上是农民，但他们作为地方行政官，处于行政机构的末端。”[2]（P65）城下町的町役人身分上是工商业者，但“少数町役人甚至在许多方面都取得独裁统治的权力”。[2]（P352）“村方三役”和“町役人”事实上是准武士，已取得像武士一样称姓、带刀的权力。他们数量庞大，以村方三役为例，据1854年的统计，全国除对马县外，有63126个村，[11]（P195）“村方三役”若以每村6人计，全国约有38万人。
    明治政府的核心由中下级武士构成。据赖肖尔考察，直到20世纪30年代，上层人物中有一半出身于武士阶级，甚至到60年代末，仍然占1/5左右。[7]（P149）明治政府的核心领导人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和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是旧武士出身；大正时代的首相原敬、加藤高明；昭和时代的法西斯头子东条英机、宇垣一成、板垣征四郎等均出身于士族。新渡户稻造说：这些“在王政复古的风暴和国民维新的旋风中掌握我国船舵的大政治家们，就是除了武士道之外不知还有什么道德教诲的人。”为了培养绝对效忠天皇的“皇民”、“皇军”，造就“失之欧洲、取之亚洲”基本国策的支持者、执行者，明治政府双管齐下，以国家和天皇的名义，颁布《军人训诫》和《军人敕语》、《教育敕语》，强制推行“武士道德全民化、全体国民武士化”政策。于是，“明治维新以后，过去只占日本人少数的武士阶级的生活方式成了日本全体国民的理想”；“日本全体国民的武士化，涵盖了明治以后所有日本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12]（PP150-151，153-154）新渡户稻造甚至说：“即使具有最进步思想的日本人，如果在他的皮肤上划上一道伤痕的话，伤痕下就会出现一个武士的影子。”[1]（P104）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武士道在日本社会有着广泛的基础，它既是武士的理想价值，也是全日本民族的理想价值这一事实。
    概而言之，武士道并未局限于武士阶级，德川时代占全国人口6.6%的武士连同其家属，仅仅只是实践武士道群体中的冰山一角。武士群体不等于遵循武士道的群体，遵循武士道者，既包括武士，也包括实践武士道的其它社会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