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武士道与日本民族精神
    “日本人民长期以来崇拜所有形式的武士精神”，直到20世纪中叶，仍被统治阶级作为“最高道德”和“全人类道德”而大加宣扬的武士道，真会如有的日本学者所说没有多大影响吗？
    4世纪末、5世纪初，日本形成统一国家。8世纪武士产生，1192年至1868年，武士执掌国家政权。明治维新后，武士又成为明治政权的核心领导人，直到20世纪中叶，仍对日本政治生活发生重要影响。9、10世纪到19世纪，特别是武人专政的幕府时代，正是日本民族文化、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形成和积淀时期，武士道作为日本社会的核心价值，作为日本社会价值评判的标准和奖惩机制的基础，将最高荣誉和经济利益分配给武士。日本民谣云：“花是樱花，人是武士”。这种价值评判和奖惩机制，作为精英阶层和统治阶级的游戏规则，必然对其他阶级产生诱导效应，成为其它阶级自觉或不自觉遵守的观念，并内化在日本文化和国民性中，形成稳定的社会心态，从而使日本人的精神文化和民族性格无不打上武士道的烙印。
    在一代代人的历史创造活动中沉积下来的文化传统是不死的民族魂，而道德则是最核心、最底层的文化之一。武士道自形成以来就不断吸取来自各方面的能量，并在漫长的历史流向中沉淀下来，发展成为日本民族最重要的文化传统，被日本人誉之为“大和魂”。明治维新以来的130多年间，武士道作为“杀人与战争之道”对人类和平的破坏性，作为“忠诚与献身之道”对日本超常规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武士道影响之大小，由此可见。
    让我们看看日本有地位、有影响的学者对武士道的评价吧。1899年，新渡户稻造向全世界宣称：“知识的以及道德的日本，直接间接地都是武士道的产物。”“旧日本的建设者而且是产物的武士道，现在仍然是过渡的日本的指导原则，而且必将实际证明它还是形成新时代的力量。”[1]（PP90-96）1901年，井上哲次郎在受陆军教育总监部委托所作的演讲中说：“即使武士道的形骸消失了，武士道的精神毕竟还在日本民族的某一部分中存续”，日本军队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就在这里。[13]（P9）1917年，芳贺矢一博士在伦敦日本协会的演讲中声称：“武士道是日本道德的最高形式。”[14]（P169）1981年，松本三之介将国家主义、进取精神和武士精神视为明治精神的脊骨，认为武士道构成了明治精神的重要特征和基本内容，武士的道德渗透于一切道德观念之中。[15]1984年，相良亨教授指出：平安末期登场的武士在日本最先明确提出伦理思想，此后，武士又长期掌握社会主导权，占据社会精英的位置，成为人们效法的对象。离开武士的伦理观，日本的传统便无从说起；抛开武士，就葬送了我们传统伦理意识的大半。[16]（P5）1999年，丸山敏秋的《道德力》一书依然认为，武士道是日本道德的精华，今天虽然不能原封不动复活武士道，但无论如何武士道也是值得学习的。[17]（P168）
    再看看美国学者的观点。霍尔说：12世纪末叶，武士已成为日本较高文化的主要代表，日本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武士阶级的兴趣和价值标准的影响。[18]（P74）贝拉认为：“武士体现了或应该体现了日本的中心价值，事实上武士道的伦理在德川时代及近代已成了国家伦理，至少占了国家伦理的大部分。”[2]（P111）沃尔夫说：武士代表日本文化遗产中最具持久性的价值，在身着西服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本人精神里，封建的武士精神仍在起作用。[19]（PP116-118）赖肖尔也强调：“封建时期遗留下来的强烈的效忠、尽职、自我约束和自我牺牲精神，仍是形成现代日本人性格的因素。”[7]（P57）
    “武士道至今仍对日本民族精神、民族文化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20]万峰先生的这一论断，无疑是我国学术界的共识。
    让我们再通过实例来看看武士道对现代日本社会的影响吧。日本现代化走的是“和魂商才、东西结合”（“和魂”即武士精神，“商才”即经营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才能）的道路，即森岛通夫说的“日本精神和西方技术”。涩泽荣一（1841-1931年）为“士魂商才”思想的确立作出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贡献。直至今日，日本企业界仍有不少人对涩泽荣一的“士魂商才”论推崇备至。
    日本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并未向西方国家那样伴随着核心价值的转移，用以人为中心的自由、平等、博爱取代传统社会以神为中心的核心价值。对传统社会的核心价值--“忠诚”等，不是讨伐和扬弃，而是改造与更新、继承与强化，使之转变为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在现代企业中，机器设备、生产技术是西方的，经营管理方式却是日本的。被誉为日本式企业经营方式的“三大法宝”--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企业内工会，即劳资命运共同体，就是直接渊源于武家社会君臣一体家族观念的传统模式。
    武士道是忠实反映统治者意志的实践道德，强调对主君的忠诚献身，对主君不忠，就是“盗父母之惠，贪主君之禄，一生之间唯终于盗贼之命”。[21]（P155）结果就是被逐出武家社会，精神上永无翻身之日。现代日本企业在创造企业文化时，每个大企业俨然一个德川时代的“藩国”--命运共同体，同样没有不忠者--“叛徒”的立足之地。员工都有一种忠于公司的“从一而终”的感情，在企业内像武士一样为其主家效忠，将工作看作是“忠”的奉献和神圣的职责，将加班加点工作视为“忠”的最佳体现。
    必须指出的是，封建武士和现代日本人的“忠诚”与“服从”一脉相承，都是超越是非的“愚忠”和“盲从”。明治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了10多次对外侵略战争，国民狂热地投身其中，认为侵略战争是“忠君爱国”的需要，是关系到个人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圣战”，赞同以战争满足大和民族的利益。面对侵略战争的胜利和带来的惊人暴利，日本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感动得落泪”，[22]（P46）日本国民更是为之颠狂、陶醉。因为“打赢战争意味着获得大量赔款，新的领土，巨大的经济利益和市场。这一切也使日本人民误认为战争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事。”[4]（P129）
    武士道的“忠诚与献身之道”培养了日本人的奉献精神、使命感、责任感、恪守职责等民族性格，“杀人与战争之道”则铸造了日本人嗜杀成性、野蛮、凶残、好战等民族特征。现代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中都可以看到武士的影子，武士道的影响还不够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