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2月24日午夜23时30分,苏共“二十大”会议结束之际,在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 鲁晓夫的精心安排下,大会突然通知已经休会的代表还要举行一次会议。代表们被要求 火速赶回会场,连夜聆听赫鲁晓夫的报告。赫鲁晓夫在这个秘密会议上做了批判斯大林 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长篇报告。报告从24日午夜延续到25日凌晨,历时4个 多小时,这就是后来震惊全世界的“秘密报告”。“秘密报告”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巨 大的冲击波,因此被人们称为“政治原子弹”。这颗“政治原子弹”对苏联国内和国际 社会来说,来得神秘、来得突然,但对赫鲁晓夫来说,则是经过精心谋划的。那么,赫 鲁晓夫为什么要制造这颗“政治原子弹”?它给苏联和赫鲁晓夫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制造“政治原子弹”? 1953年3月6日凌晨,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宣布:斯大林患脑溢血于3月5日逝世。斯大 林的逝世,使苏联这艘巨船突然失去舵手。于是,苏联的政治舞台上立即出现了三股力 量:一是以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部长会议副主席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 、伏罗希洛夫等为代表的斯大林路线派。这些人十分忠诚于斯大林,力图将国家沿着斯 大林在世时的“既定方针”前进。二是以部长会议副主席、内务部长贝利亚为首的专制 派。贝利亚企图借斯大林的阴魂,以继续他的专制统治。三是以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赫 鲁晓夫为首的改革派。赫鲁晓夫希望改变斯大林的航线,走改革之路。这左、中、右三 股力量立即演化成以赫鲁晓夫为首的“右派”力量和以贝利亚为首的“左派”力量之间 剑拔弩张的斗争,斯大林派则摇摆于两派斗争之间。 在权力较量中,贝利亚与赫鲁晓夫采取了各自不同的斗争策略。贝利亚企图通过“硬 ”的手段夺取苏联的方向盘,他的算盘是:先挟天子以令诸侯,通过实权来驾驭马林科 夫,继而在必要的情况下动用武力掌握苏联大权。而赫鲁晓夫则以“软”为主,以“硬 ”为辅的方式,他的主要行动先是以自己掌管的中央书记处为依托,重建党的权威。他 一方面做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的思想工作,强化他们有关党的意识,同时在苏共主席 团上对贝利亚的一些错误提议加以批驳,赢得了与会代表的支持并多次否决贝利亚的提 议。在赫鲁晓夫的“煽动”下,马林科夫派逐渐相信可以用党的制度来对付专横跋扈的 贝利亚,这是一个有利于国家的方法。赫鲁晓夫另一个重大行动是在一次会议上,由他 提议,布尔加宁被任命为苏联军事部长,朱可夫被任命为军事部第一副部长。这两人本 来就与赫鲁晓夫有一定交情,这次任命使他们尤其是朱可夫完全倒向了赫鲁晓夫,这极 大地加强了赫鲁晓夫的份量。在后来的重大事件中,正是朱可夫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6月底,在争取了马林科夫的同意后,赫鲁晓夫宣布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扩大会议” 。会议上赫鲁晓夫做了批判贝利亚的长篇发言,并提议解除贝利亚一切职务。在会议上 ,贝利亚还没有反应过来,就被朱可夫等人拘捕了。不久,贝利亚遭到枪决,赫鲁晓夫 则于1953年9月3日正式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 贝利亚之死不仅给赫鲁晓夫的政治道路扫除了一个最主要的障碍。而在清查贝利亚罪 行的过程中,使赫鲁晓夫产生了制造“政治原子弹”的想法。贝利亚死后,苏联开始审 理贝利亚案件,贝利亚及其控制的秘密特务机器的深重罪孽使赫鲁晓夫大为震惊。被暗 杀、清洗的苏联官员和无辜人民的事件逐渐被揭发出来,其骇人听闻的程度几乎不逊于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对苏联人民的血腥屠杀。起初,赫鲁晓夫把这一切都归咎于贝 利亚本人,但随着残暴事件的不断揭露,以及赫鲁晓夫本人通过经常与被害者家属及一 些恢复名誉者的谈话,赫鲁晓夫终于发现,贝利亚只是斯大林恐怖活动的一个工具,斯 大林本人才是苏联恐怖的核心。正义者的冤魂呼唤出了赫鲁晓夫的善良品格,社会目的 的崇高使命使他拿出个人政治生命作赌注,敢于冒险和想干就干的性格使他在关键时刻 下了果断的决心。 决心下定后,赫鲁晓夫开始准备相关的材料。在他安排下,建立了几个由苏共中央委 员会、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和总检察机关直接领导的特别委员会,具体负责调查斯大林 时期的一些重大案件,例如基洛夫被杀事件(30年代基洛夫被斯大林认为是最有可能威 胁其地位的人,于是将其秘密杀害,并株连很多无辜者);“医生谋杀案件”。尤其是 “医生谋杀案件”在苏联更是弄得家喻户晓。所谓“医生谋杀案件”,是指1953年1月1 3日苏联宣布一批医学界泰斗,及在克里姆林宫为国家领导人治病的主治医生为英美等 国的间谍,指责他们谋害了日丹诺夫和季米特洛夫,随后这些医生都遭到逮捕和迫害。 “医生谋杀案件”是斯大林晚斯病态疑心症的产物。1953年4月4日,该案平反,苏联秘 密警察“克格勃”的声誉受到极大破坏,斯大林威望也开始受到影响。正是在这些铁证 如山的调查事实的基础上,由中央委员会书记波斯别洛夫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特别委员会 ,写成了一份关于斯大林崇拜及其后果的调查材料。该报告以前所未有的骇人听闻的事 实,罗列了贝利亚、叶若夫等人和斯大林的残暴,并将贝利亚等人的罪行直接归咎于斯 大林个人。 报告写成后,为确保万无一失,在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赫鲁晓夫召见了他的心 腹、总检察长鲁金科。他向鲁金科询问道:“鲁金科同志,我想了解一下那几次公开审 讯的情况。告诉我,在对布哈林、李可夫、西尔左夫、洛米纳泽、克列斯廷斯基以及其 他许多在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和政治局中很知名的人物提出控告时,他们的罪状有多少 真实的事实根据呢?” 鲁金科回答说,从司法准则的观点看,并没有任何根据足以把那些人定罪或者提交审 讯。对他们起诉的根据,都只是一些用肉体上和精神上的严刑逼出来的口供,而这样逼 出来的口供是不能作为把一个人送交审讯的合法依据的。 鲁金科的回答给赫鲁晓夫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决定投放“政治原子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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