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体主体性的高扬
    桎梏人性的“儡傀家庭”被扔弃了，“吃人的礼教”被砸烂了，“出走的娜拉”，“呐喊的狂人”向何处去？这是要求新文化人解答的一个问题，也是新文化人急需寻找的现实出路。
    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对新青年提出了六点希望：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陈独秀呼吁青年，坚持人权和科学的精神，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这是《新青年》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章，亦是新文化人自身塑造的第一个现代人形象。但从对现代人的本质概括而言，陈独秀的呼吁似乎过于宽泛，很难说他对新青年的六大希望与早先梁启超《新民说》所表述的那些思想有什么明显的区别。1919年1月，陈独秀撰文总结了新文化运动前期的讨论，回击了封建旧文化势力对新文化运动的非难，并修正了上述看法：“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道德、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拥护赛先生，便不能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高举民主和科学这两面大旗，这是对的。问题是作为擎旗人的主导特征应是什么？陈独秀没有回答。陈独秀当时关注的仍是社会政治问题，无论是他谈文化、论思想，都有明确的政治意图在牵引他。这一理论缺陷预示着新文化运动向前推进的深度和可能演变的轨迹。
    李大钊呼唤“青春”，号召青年不蹈前人之覆辙，本着理性的原则，加倍努力，进前而无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李大钊的回答虽然形象且富有生气，但它显然缺乏理性抽象，更缺乏本质的把握。
    鲁迅在早期“尊个性而张精神”，“建立人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向人道主义发展。鲁迅曾这样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从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现在国家这个东西，虽然依旧存在；但人的真性，却一天比一天的流露……”⑨主张个性解放的人道主义思想，这是鲁迅的“世界人”文化意识富有的特色，也是最具有理想性和预见性的真知灼见。
    胡适提倡的“易卜生主义”是新文化运动中颇具思想影响的个性解放思潮，它对一代新青年发生了“最大的兴奋作用和解放作用”。胡适说：“有的时候我真觉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紧的还是救出自己”。这种“救出自己”的心理似乎比鲁迅“救救孩子”的呐喊显得更为急促。胡适认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家庭的腐败在于表面上“要顾面子”，实际上却“男盗女娼”。走出社会，走出家庭，就要发展人的个性，这就有两个必须的条件，“第一，须使个人有自由意志。第二，须使个人担干系、负责任。⑩”一个自治的社会，共和的国家，不只要个人有自由选择之权，还要个人对于自己所行所为都负责任。否则，决不能造出独立的人格。社会、国家没有自由独立的人格，如同酒里少了酒￥，面包里少了酵，人身上少了脑筋；那种社会国家决没有改良进步的希望。为此，胡适一面教人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人学斯铎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
    究竟如何处理个人自由与国家自由的关系？过去的民主革命思想家都以国家为本位，同时代的新文化人一般也回避这一问题。胡适认为，牺牲个人自由，“去求国家自由”，是不可取的。“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起来的。（11）”将个人自由推向极致，中国个性解放运动在这一思想引导下也达到巅峰状态。个人自由离不开社会保障，然而中国的旧社会正是欠缺这一点。对此，胡适不无愤慨地指出：“社会最大的罪恶莫过于摧折个人的个性，不使他自由发展。”他申诉，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所以孟轲说：‘穷则独善其身’，这便是易卜生所说的‘救出自己’的意思。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为自由独立奋斗，其结果，不仅是对他个人有益，而且也构成了迈向自由新社会的一步。这种以个人自由为基础，将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统一起来的思想构成胡适“健全的个人主义”的鲜明特色。所以面对无个性的社会，无自由的国度，胡适坚定主张“改造社会要从改良个人做起”，要从“自救”开始。胡适虽说不上是一个革命思想家，但他的个性解放观念所发挥的思想启蒙作用，他对中国新文化主体思想富有创造意义的开掘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
    上述新文化人对中国人的发现，对国民性的改造，对中国新文化主体思想的开掘，都是“价值重估”的文化成果。正是在“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观念指导下，一切历来被人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遭到了最无情的亵渎。一切旧伦理、旧道德、旧宗教、旧偶像、旧信仰，被人们废弃、破坏而在所不惜。“价值重估”的结果，陈独秀发现了人权、民主和科学，李大钊找到人类今日之“青春”，鲁迅揭示了人道主义，胡适推出了“健全的个人主义”。从此以后，一切事物都要在这些新的法则下重新评判，一切都是以适应今日而不是固守传统，走向未来而不是回归历史作为人们的行为准则。正是由于确立了人的主体性，中国人才有了新的归宿——走向自我，新文化人才可能坚定地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前一代先驱者康有为、严复、梁启超都经历了一个从离异传统到复归传统的曲折历程，而树立了人的主体性的新文化人，则义无反顾地朝前走去，这正是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不再扭曲、压抑自己的主体意识和思想个性，执着于自己的理想追求的一个内在动力。
    从总体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确实不失为一场规模宏大、前所未有的思想启蒙运动。它对前人的诸多超越之处，无疑使它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演进阶段。但如从构筑完整的中国新文化主体思想看，从要求个体性进入到国民心理深层看，从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改造看，新文化人的历史使命远未完成，新文化的果实也还未成熟。遗憾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展示的启蒙思想主题，因为诸种原因，后来未能获得应有的发展和充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