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在胶济沿线各站的日军，不仅纵恿日商用火车装运私盐，而且无理干涉、阻挠中国缉私人员执行公务，对被查获的日本案犯百般袒护，或推诿辩解，或阻挠检查、没收，或掩护转移。例如，1915年4月13日，日人木村八造由青岛运盐一车，欲在昌乐车站卸货。昌乐县知事查知后，前往车站与日队长福住弘交涉。日队长自知违禁，只得推诿辩解说，该商“因初次来华，不知中国盐务章程，既经查禁，必速令载回原处”。不料，该商却转车至城东二十里朱留店站卸货，又被警佐陈其昌查获。正交涉间，昌乐站特务曹长伊滕春吉又出面袒护，谓“该商此次初犯，求限三日，仍令其装回原处，并由站看守，不准私卖”。但后来查明，这批私盐并未运回青岛，而是运到坊子车站被转手出售。
    更有甚者，日本驻军和走私商人竟敢恃强行凶，侮辱、殴打中国缉私人员。例如，1915年7月2日，当侦知日商佐滕初太郎将私盐运抵潍县车站后，昌潍缉私汪委员立即率巡警赴站稽查。经与日军少佐相良宪太交涉，同意由中方将私盐没收，随即备车装运。然离站不久，佐滕却率日军三十余人蜂拥而至，口称捉贼，将盐夺回，并用竹棒殴辱汪委员。（55）后经多次交涉，日方始允将案犯递解回国。
    日本奸商和驻军的蛮横不法举动，激起了山东人民和地方当局的极大愤慨。山东盐运使和外交部驻山东特派员同驻济南日本领事屡次交涉，要求严惩贩私日商，将查获的私盐由中国官吏按照缉私条例实行没收，由中国委派缉私委员在胶济沿线各站和列车上随时查缉。但日领不是以“路权握诸军人”、“车站自由运货，不能任人干涉，私贩违背中国法律，论交谊可代为取缔，归日本司令部没收，全数运回青岛”为词，予以拒绝；便是以须“请示本国政府”为由，拖延搪塞。（56）这清楚地表明了日本领事的袒护态度。
    北京政府财政部盐务署和外交部也多次照会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要求日使电达日政府，严禁胶济铁路运送私盐，并训令驻鲁日军切实禁运。（57）由于盐在中国实行专卖制，为各国所公认；盐税仅次于关税，为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而根据1913年4月袁世凯政府同五国（英、德、法、俄、日）签订的“善后借款”合同，盐税收入成为对列强各国的担保款。而日商在胶济沿线的走私活动，不仅破坏了中国的盐法，影响了中国的盐税收入，而且“债约所关”，也必然会引起其它列强的不满，导致国际性的交涉。对此，自知理屈的日本政府也不得不在表面上有所收敛。经过中日间的多次交涉，1919年3月25日，北京政府财政部盐务署特派委员周大钧、山东盐运使代表邱洵与日本驻济南代理领事官补山田友一郎、青岛守备军民政部铁道事务官千秋宽，在济南签订了《山东铁道运盐及取缔之协定》。协定规定：胶济铁路输送食盐时，必须以山东盐务官署所发护照为凭，否则概行拒绝（第一条）；胶济铁路各站发觉私盐即予没收，并引渡给中国官宪（第三条）；居留在铁路沿线的日人所需之盐，以每人每年30斤为限，由济南日本领事发给护照，送交山东盐务官署加盖印章后，由胶济路自由输送（第8条）；为山东盐务署官员往来之便，由胶济铁路给予长期免费一、二等乘车执照各一张（第七条）。（58）综观这一协定，日本虽确认了中国的盐专专卖制和缉私权，但却攫取了对沿线居留日人所需之盐自由输送的特权，破坏了中国历来不容外人插手国内食盐运销的禁令。而且，由于胶济沿线的居留日人并无定数；山东盐务官员虽可利用免费乘车执照在列车上“往来”，但对其缉私权限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加之，胶济铁路仅干线即长达394.6公里，沿线车站达55座之多，仅靠一、二名缉私人员往来稽查，实在是势孤力单。这一切，就为日人继续利用胶济铁路运销私盐提供了可乘之机。事实上，直到1922年底日本交还青岛和胶济铁路之前，日人在山东的盐业走私活动从未中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的种种商业活动，既非正常的“贸易”方式，也远远超出了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所攫取的在华商业特权。它不仅破坏了中国历来的禁令，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多重灾难，而且违背了历次中外通商条约和章程，粗暴残踏了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原则，是一种赤裸裸的经济侵略行为。
    注释：
    ①②⑤⑥⑦⑧⑨（11） （15） （16） （17） （19） （20） （21） （22）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第1230、1212、1215、1214、1222、1227-1228、1218、1223、1213、1231-1236、1231、1217、1227、1214、1216页。
    ③ （33） （46） （47） （51）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欧战与山东问题》，第896-898、896、752、896、752页。
    ④ （14） （18） 台北近代史研究所编：《中日关系史料－－通商与税务》，第1093、1041、874页。
    ⑩ （49） （50） （58）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324、324；第2册第100、1486-1487页。
    （12） （13）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金融（一），第284-285、282-283页。
    （23） （25） （42） （44） 《日人之吗啡鸦片两贸易》，《东方杂志》第16卷第1号，第202、203、202、202页；（澳）骆惠敏编：《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下卷，中译本，第781、784、783、7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