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一个“新命题”引起的思索
    关于王明控制中共中央期间，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利，土地革命战争遭到严重挫折这段历史，中共中央早已作过结论。1935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指出：“由于我们过去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使我们没有能够在中央苏区内粉碎五次‘围剿’，使我们的主力红军不能不退出苏区并遭受到部分的损失”。1945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进一步指出：“第三次‘左’倾路线在革命根据地的最大恶果，就是中央所在地区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和红军主力的退出中央所在地区”。这两个决议告诉我们，中共中央认为，王明“左”倾错误使革命根据地遭受重大损失，几乎把中国革命拖向绝境。
    然而，近几年一些中国革命史教材在阐述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及被迫进行战略转移时，提出一个“新命题”，即认为中国革命的这一次挫折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的失误”。①总结历史经验，对以往的历史提法进行审查，改变过去常用的提法，是屡见不鲜的，无可非议的。但是，这个“新命题”虽然有启迪思想的作用，但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索：这个新提法是否科学，是否符合事实？是否郑重？因为这不仅是提法问题，它涉及到当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是在探索革命新道路还是照搬照抄外国的经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利是探索革命新道路中的失误还是因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指导造成的？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历史上的这段曲折？怎样看待王明的功过是非？为了弄清这段历史，弄清被人混淆起来的复杂问题，必须搜集事实，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从事实的联系去分析历史，解释历史，只有这样才能以科学的分析态度解剖历史，辩证地看待这段历史的曲折；才能紧紧地把握住这段历史变化的本质，比较客观地看问题，揭示这段历史的实际面貌。否则，就会把王明冒险主义的“过”说成“功”，把“非”说成“是”。
    二、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不是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误
    研究历史，总结历史经验，不能离开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必然要涉及到他们的历史地位和功过是非。评价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也不例外。应该承认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失败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次失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走过的一段不平坦的道路，但它绝不是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失误。
    1.从时间和空间看，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不属于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的阶段。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带领人民群众顽强战斗，探索革命道路。从1927年到1929年底，中共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有200多次，形成大小革命根据地10多块，红军10余万人，遍及10余省。这是中共走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道路，在开创时期的重要实践，形成了群雄四起、百川汇流的局面，涌现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方志敏、贺龙等一代英豪。毛泽东是璀璨群星中的杰出代表。他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建立赣南、闽西根据地的斗争以及1930年夏至1931年底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总结了井冈山斗争和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的五个条件，阐发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在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期间，他以大无畏的精神反对当时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突破“以城市为中心”的框框，确立以农村为中心的思想，突出农村斗争在促进全国革命高潮中的作用，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然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理论；三次反“围剿”战争是土地革命战争胜利发展的阶段，红军的革命战争进行得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红军作战原则基本形成。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及各地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概括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朱德毛泽东式、贺龙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等各种类型，找到中国革命模式。在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逐步揭示中国革命发展客观规律，创立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同时，各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和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也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提出过一些重要的意见。方志敏在领导创建、发展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在军事根据地、红军作战策略、土地革命和党的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如红军作战“53字诀”，做一个好共产党员的“22条”等。黄麻起义后，鄂东特委在建立鄂豫边根据地的过程中，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必须建立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中共广东省委、江西省委第等一级领导机关也不断总结经验，逐渐明确了建立工农武装、实行土地革命，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观点。中共中央也对各地探索革命道路的经验，特别是井冈山根据地成功的经验，加以总结，予以推广。中共中央在总结南昌起义的教训时，要求正规军起义以后，“‘到农民中去’帮助当地农民摧毁豪绅的政权”。②1928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指出：“唯朱毛在湘赣边境所影响的赣西数县，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③1929年6月，中共中央在给贺龙及前委诸同志的信中介绍了毛泽东、朱德所采取的红军战术经验。《政治通讯》、《军事通讯》里多次介绍湘赣边界和红四军的斗争情况。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军事工作期间，于1929年9月代表中共中央向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肯定了毛泽东“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支持毛泽东关于红军的行动策略和建设一支坚强的无产阶级军队的主张，并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④中央军委在《军事通讯》里刊载陈毅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时所加的按语也指出：“在瑞金独立政权中，可以找到许多宝贵的经验……这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闻的……大家应当向这些经验学习”。⑤
    可见，从1927年到1931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道路已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毛泽东思想，找到了夺取革命胜利的正确途径。加之中共中央认定并推广这些经验，所以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已基本完成。这四、五年的时间可以称作是中共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阶段。而第五次反“围剿”发生在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即发生在毛泽东已经找到中国革命道路和红军战争胜利发展之后，所以它不属于探索革命道路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