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的启示
    恩格斯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⑨。他说的历史是人类历史，大的范畴，但这一理论的精神对我们研究历史科学、历史事件是有指导意义的，即不能轻视“历史的启示”。
    1.对错误和挫折的不同情况要作具体分析。
    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有些革命史教材在贯彻《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时，把毛泽东领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失误看作是“在探索我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的”。⑩但同时却把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错误称为“探索革命新道路中的失误”。（11）这样类比是否合适？能否把这两次失误相提并论、等量齐观，都称为“探索”中的失误呢？既然有人把这两个不可比的事件做简单类比，我们也只好进行比较研究了。我们对中国共产党这两次失误和挫折作深入的分析，合理的比较，不难发现，虽然都是中共中央领导机关指导方针的失误，但却有许多差异。（1）前提不同。毛泽东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前提是1956至1957年的思想解放。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逆转。但是，这次思想解放及其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突破了原来的一些思想框框，并为以后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起了一定的思想先导作用。而王明控制的中共中央实际上坚持着那时的“两个凡是”--凡是苏联经验不能更改，凡是斯大林讲过的不能违背。他们的思想始终没有从当时的“两个凡是”里解放出来，所以也就不可能去探索中国革命道路。（2）思想方法论不同。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毛泽东希望找到一个好的途径和方法，走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迅速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面貌。但是，由于缺少经验，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造成了五六十年代经济建设方面的失误。同时应该看到，毛泽东虽然犯了错误，但在寻找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曾焕发出一些绚丽多彩的思想火花，也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虽然也想发展中国革命，但思考问题的基本方法仍然是以共产国际的决议为最高准则。朱德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完全是洋教条，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12）结果，使革命受到严重损失。就是说，从两次犯错误者的认识论角度看，不可同日而语。（3）结果不同。“一五”计划的执行，基本上是照抄苏联的做法，暴露出许多弊病，毛泽东很不满意。1956年，毛泽东从农业开始，做了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于1956年4月25日作了关于十大关系的报告。这个报告确定了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方针，提出了探索所要解决的一些重要问题，意义深远，开创了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先河。当然，急躁冒进，急于求成，也曾造成经济建设方面的失误，给人民带来一些不幸。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照搬照抄外国经验的结果，使苏区和红军损失90%，中国革命几乎被葬送。可见，这两次失误的结果不同，不能混为一谈。（4）对待错误的态度不同。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的过程中，由于复杂的原因，发生过严重错误，后来探索也未能坚持下去。但是，不能不看到，毛泽东承认自己有责任，并曾纠正了他认识到的一些错误。如他在纠正“共产风”的过程中，提出了要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要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虽然他在认识上还有局限性，但毕竟是他在纠正失误时比斯大林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而王明冒险主义者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独断专行，拒绝接受批评和建议，坚持错误，终于导致了失败。尽管比较有局限性，但是通过上述合理的比较，我们不难看出，这两次失误的历史影响不一样，功过的分量也不一样，有轻重之分，大小之别。如果将这两次失误都看成是探索，抹杀它们的重要区别，是非科学的态度。
    2.不提“路线错误”更要明辨是非
    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没有继续采用“路线错误”、“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是一个重要的、正确的改变。《决议》不再使用“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提法，不单纯是改变词汇的问题，而且是为了通过这种改变体现出实事求是地分清历史是非的科学态度。邓小平指出：“这是改变我们的党风的问题。”不提“路线斗争”、“路线错误”，是不是“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呢？不是。邓小平说：“不但路线，总路线也可以用……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将王明错误明确地说成是“王明‘左’倾路线”。（13）后来，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使中国真正活跃起来》一文中又说王明的错误是“‘左’倾机会主义”（14）。邓小平的这两段话告诉我们，党内斗争不再使用“路线斗争”的提法，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错误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这样既可避免无限上纲，也可以明辨是非。
    那末，30年代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方面的错误内容和错误性质是什么呢？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他们否定毛泽东提出的完全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一系列军事原则，不承认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要充分利用敌之弱点与我之优点，实行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兵团和游击队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机械地搬用外国经验，主张单纯依靠主力兵团的正规战争。如果不指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这些错误内容和全局性指导方针的冒险主义性质，而把他们的错误称之为“在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中的失误”，就混淆了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机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也没有区分这一问题上是与非的界限。
    3.不追究个人责任但要分清历史功过。
    关于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从马克思到列宁都强调必须从历史事实出发，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论述。1944年毛泽东所作的《学习与时局》的报告，是实事求是地评价事件、人物功过的榜样。他针对王明的错误特别指出：“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人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15）邓小平在《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中强调指出：“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16）他们的论述告诉我们，评价历史人物，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精神，不要说好就一切都好，绝对的好；说坏就一切都坏，绝对的坏。要恰当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历史人物。要能反映出历史人物功过可能并存的历史复杂性或功过演变的历史曲折性、起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