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纪传体是中国古代史学的重要体裁之一。关于纪传体的产生和发展，史学工作者颇多研究，一般都从历史背景、社会功能、技术手段等方面，剖析其所以产生和所以成为历代史家欢迎的原因。以《史记》为例，有论者谓：“这与当时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对外发展的不断胜利，国际文化、贸易交流的开展，前所未有的大一统局面的出现是相适应的。采用新的形式，记载新的历史内容，这就是司马迁适应时代要求而作的伟大贡献。”①又有学者分析称，“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以人物为记事的主体，人物又以帝王为中心，这就在历史编纂学中形成了‘帝王中心说’。这是当时封建中央集权在史学领域的反映。这种纪传体和封建等级制度相适应，适应封建社会的需要，因而一直为后代史家所尊奉，成为我国封建社会作史的范式之一。”②还有一些史家谓：“本纪主要是用编年的形式，提契一代的大事。表是用谱谍的形式，用以厘清错综的史事。这是综合论述的形式，也有一些记事本末的形式，论述典章制度。世家兼用编年和传纪的形式，记载诸侯、勋贵和有突出成就、能世其家的人物。列传是人物传记，而有专传、合传和杂传等的不同形式。这五种体裁都是过去曾经有过的。但有意识地使他们互相配合并在一部书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史记》的创举。”③等等。
    这些分析都没有错，但除了这些因素，还有没有别的什么重要原因？笔者认为，似可作一些更深入的探讨。迄今为止的历史学家，还没有充分地注意到“天人合一”思想对纪传体形成和发展的影响，而这一点恰恰是非常重要的。
    二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可追溯到西周时代。《诗经·大雅·荡之什》载诗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意思是，人们的善良德性来自天赋。《易传》提出“与天地合德”思想，其称曰：“夫天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则，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主张天人和谐。“万物与吾一体”是古代先贤深层意识的主线，“天人合一”这一思想毫无疑问是中国纪传体史书产生和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史记》的问世，正是由这一思想决定的。
    为什么说对天人问题的探讨，到司马迁手里，会影响《史记》这样一部大著的问世？笔者以为有好几方面的触发因素：其一，到司马迁的时代，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说已经有十分巨大的影响。董氏的观点--“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的思想，自上而下地宣传，是弥漫全社会的思潮和舆论。这种情况，或随波逐流，或逆潮流而动，而要重构与之相左的思想认识体系，非动大手脚不可。其二，司马迁知识结构独特，他自幼随父读书，又漫游天下，举凡天文、历法、地理、经济、社会……无不熟究，其知识囊括宇宙，气吞山河的结构和气势，其要对天人问题作阐述，不肯低于一般人之手。其三，时代和个人的特殊遭遇。司马迁时代是国家空前统一的太平盛世，但个人却遭遇难以容忍的酷刑，一旦从个人愤怒中解脱出来，重操史笔，毁誉千古，纵论天人，其焕然觉悟后的奋发，对天人关系的阐述，绝不会淡墨简书。这三点决定了：第一，司马迁不会随波逐流，他要逆潮流而动，对“天人”关系重作探讨；第二，这种探讨是深刻的，系统的，体系性的；第三，这种探讨不仅仅局限于历史观，而是一种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全面研究。这种情况下，历史上传下的《春秋》、《左传》式编年体的体裁撰述方式显然无法保证内容的阐明，后人所称的纪传体的写法必然呼之欲出。只有这种记载载体，才能确保新的“天人合一”观的阐析。
    事实正是如此。司马迁创造“本纪”的形式，完成对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和最高位治者的研究；通过世家的写法，探究诸代开国功臣、王侯贵戚；通过“列传”的书法，研究将相元勋，社会诸阶级代表人士；“书”则记载广泛，尤重自然现象分析；“表”网罗诸代大事。由此司马迁大体完成了对天人关系探讨的步署，而他的画龙点睛之笔，即对“天人”关系意见的崭新观点，则在此历史事实分析的基础之上，以“寓论断于序事之中”的笔法得以倾诉；或以另一途径，即“太史公曰”直书其言。他通过历史人物之口，对“惩恶劝善”的天道提出质疑，对“天亡我”的荒谬进行抨击，并阐析天意不能支配人事的观点。他还试图用经济原因、生产和双方交换需要的客观情况，说明社会的分工和发展。很清楚，纪传体这一撰史体裁帮助了具有非凡思想的司马迁对天人关系的探讨，纪传体也是司马迁借助以陈述自己历史观和历史见解的文字载体。也就是说，没有彻底究明“天人合一”思想的决心、没有重新阐析“天人合一”思想新见解的宏愿、没有为此奋斗的不屈不挠的毅力，司马迁《史记》的这种创造性体裁和史著就不可能面世。所以从这点上可以说，“天人合一”问题的研究导致了中国纪传体及其第一部史著的问世。诚如司马迁本人所言，撰述《史记》的动机就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历代纪传体史书的最重要特点，是对自然--社会--人的综合考察，而这点，正是由“天人合一”思想决定的。何以说“天人合一”思想决定历代纪传体史书的这一宏观考察和记事博洽特点呢？稍加分析，就不难明白。如前所述，中国两千年史书，就历史观而言，受“天人感应”论的思想影响最深。有相当多的史家，都是从“天人感应”的角度考察历史，研究史事，垂鉴当局。在这方面，一般纪传体史书中所有的《五行志》十分典型。《汉书》设《五行志》，详细排列春秋汉末许多不常见现象，用“天人感应”说阐释，说是天上人间相互呼应。一些历史学家还解释《五行志》的原因。刘昫《旧唐书·五行志》称，所以设此志，意在象先贤那样，“穷治乱之变”，“谈天人之际”；薛居正《旧五代史·五行志》前言称，“五行所以纪休咎之征，穷天人之际，故后之修史者同有其说焉。盖欲使后代帝王见灾变而自省责，躬修德业，崇仁补过则祸消而福至。”当我们把所有《五行志》中的人格天一一处理掉，便会洞察到关于自然、社会、人物的详尽的历史实录。这说明“天人感应”思想在促进人们对天、人作联系和进行宏观的考察方面，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当然，历史上反“天人感应”说的也不乏其人，但反“天人感应”不等于反“天人合一”，所以即使是那些坚决反对董仲舒观点的人，也坚持“天人合一”考察问题。这就决定了中国纪传体史书考察广博的特点，成为纪传体的一种鲜明特色。据说中医藏象学说把人看作有机整体，不但把人放在自然和社会的相互联系上作整体考察，而且把人的各种器官间的联系作阴阳互斥、互补、互渗、互济性的整体思考。事实上，纪传体史家对历史的考察，和中医学家的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纪传体史家在中医学家方法的基础上，大大扩展了其研究范围，无论哪一代纪传史家，都是如此。
    “天人合一”思想对纪传体史书的影响，还在于它决定了这种史书在记“天”、记“人”的同时，更重视对“人”的记载和研究。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说到底，就是对“天道”、“人道”、“治道”的考察。究“天道”就是究人类生存环境，自然条件的变迁及其规律；究“人道”就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现状及其演变规律的考察；究“治道”就是在“天”、“人”考察基础上，究顺应“天”、“人”关系的治政之道、资政之见。“天道”，“人道”，孰重孰轻？看看古代哲人们的论述便可知。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④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生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⑤周敦颐说：“二气交感，化生万物，万物生生，而变化无穷焉，惟人也得其秀而最灵。”⑥哲人所言表明，古人察“天”，察“人”有两个特点，一是重“天”、“人”共察，一是察“人”重于察“天”。由于“天”、“人”共察，就会有纪传体的诸多书志的设立，对历史上人们生存的自然环境，人文环境作广泛的记载、考察和研究；由察“人”重于察“天”，就会导致纪传体本纪、世家、列传、载记等连篇累赎的特点，由此进而求“人道”，悟“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