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察“人”和察“天”，历来思想家、史学家发表过不少见解，探讨何以“天”、“人”共察，如何“天”、“人”共察，以及纪传体中如何反映等。欧阳修便是其中的值得注意者。这位宋代的史学家如此阐述他的天人观，其云：“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⑦他认为天道和人事相比，人事应起重要作用，“天象变不足惧，小人讹言不足惧，山崩川竭不足惧，水旱虫蝗不足惧”，可畏者，“贤士藏匿深可畏，四民迁业深可畏，上下相徇深可畏，廉耻道消深可畏，毁誉乱真深可畏，直言不闻深可畏。”⑧根据这一天人观，欧阳修认为纪传体应多作人事记载，但这种记人事，也非不记天，而是天是天，人是人，分开记。欧阳修说：“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予何敢异于圣人哉，其文虽异，其意一也。”⑨又称：“《本纪》所述人君行事详矣，其兴亡治乱可以见。至于三辰五星逆顺变具，有司之所占，故以其官志之，以备司天之所考。”⑩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关于天象和地理治革的记载仅3卷（11），在历代纪传体史书中，象《新五代史》这种察“天”、“察人”篇的比例分配的做法还不太多，但作者察“人”重于察“天”的史学思想却是很有典型意义的，它说明了纪传体史书所以察“人”重于察“天”，原因还在于“天人合一”思想本身。
    《通志》的出现，是中国纪传体发展史上的大事。《通志》全书，有帝纪8卷、后妃传2卷、年谱4卷、略20卷、世家3卷、宗室传8卷、列传98卷、载记8卷、四夷传7卷。其中，20略最有代表性。为“氏族略、六书略、七音略、天文略、地理略、都邑略，礼略、谥略、器物略、乐略、职官略、选举略、刑法略、食货略、艺文略、校仇略、图谱略、金石略、灾祥略、昆虫草木略。由20略目录可知，天地万物、兽虫草木，人类一切，皆在它们的记载考察范围。这是对纪传体的又一重大突破，也是又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郑樵何以撰出这一内容宏博、气势磅薄的纪传体巨著呢？这同样要从史学思想中找原因。郑樵十分强调他的会通思想，其曰：“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洲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雍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12）又称：“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故应“上通乎黄帝，旁通乎列国”，人生、自然、社会皆通；“人生覆载之间，而不知天文、地理，此学者之大患也”。（13）郑樵从天地万物谈到人生一切，从黄帝古国，讲到现今治世，强调其中有个“会通”之义，这个被称为“大矣哉”的“会通”之义，实际上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是探求“天人合一”之说的新说。不过，郑樵所说的“会通”，确实比前人意境更高，投射出的目光更广，范围更博，因而也决定了这部《通志》的非凡博洽，决定了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新纪传体史书的问世。然而，仅仅作这样的观察工作还不够。我们还应结合《通志》产生的背景作全面、慎重的考虑。
    郑樵的时代，“天人合一”思想有新的突破和发展。张载曰：“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14）主张天地人一物。程颢也云：“人与天地一物也，而人特自小之，何取？”（15）认为不承认万物一体就是“自小”。又称，“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无人无间”。（16）宋人的“天人合一”，强调的是人与自然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是辩证的统一关系，较之前贤“天人合一”思想人与自然不作区分的说法有原则区别。这 就影响到史学家在对“天”、“人”关系的考察中，既对人与自然的方方面面进行分门别类的精细的叙述和研究，又对其两者的关系作深入的探讨，乃至寻求“会通”之义。这种“会通”，就是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不仅究明史实，更求总结经验。郑樵《通志》瓜熟蒂落，势所必然。
    三
    纪传体本是中国土壤的特有产物。早在原始公社后期，父系氏族公社就已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的宗法关系，构成当时社会的基本细胞和历史的基本事实。进入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又为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土壤。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以家庭为单位，家长是财产、生产、分配的绝对支配者，家庭成员按血缘的辈份划分尊卑长幼秩序。国则是家族的扩大。皇帝、贵族、地主、农奴，形成层层累积的尊卑等级名分关系，“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人人处在等级森严的伦理纲常的罗网中。这种以家族为本位的宗法等级关系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及其深层处，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结构的基础和轴心，影响到人们基本的社会观念、文化心态、思维特点。
    毫无疑问，首先，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存在，使人们不得不考虑人与自然的统一问题，即“天道”与“人道”的和谐。由此认为宇宙天地是人的父母，万物皆人的同伴；认为人与“天”应有同等的地位，人是天地价值的中心。人与天地宇宙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的异己力量的关系，应是“天人合一”的和谐统一的关系。宇宙和人类生命融通为一，人应忘掉自我，追求“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其次，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使个人利益不仅系于家族的血缘关系上，而且又纳于家与国同构的网络中，这固然会造成某种局限，但其积极意义在于，它会促使人们对各种问题的看法，保持一种整体意识，注意宇宙与天地万物的有机统一，注意自然、社会、国家的整体联系，对任何问题都有宏观思考和整体考察的特色。其三，由于大陆民族主要从事农业生产，而以简单的生产工具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进行工作，没有坚毅不拔的精神难以支持。质朴无华，刚毅不屈便成为中华民族必须具备的素质。与此相关，“重民”、“利民”、“爱民”、“富民”、“厚民”诸种思想也必然出现。所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民为邦本”，“人贵于物”的思想，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而重人重民的背后，便是要求对人的实际问题的研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文化的发展背景，决定了传统的文化发展特色。中国的文化人几乎没有跳出“天人合一”思想框架思考问题。中国古人作画，强调主观情怀和天地神髓交融渗透，绝非西方画家采取透视法面对景物作真实描绘的方法。诗人作诗也如此，以为人之所以为贵，在于能得天地之情；文人所以可贵，在于能以已之心，参物之神，心与物妙合而达于天道。史学家以纪传体为自己主要的历史研究表述形式也是不足为怪的。只有纪传体这种多体裁结合的方法，才能有份量地反映出古代波澜壮阔的社会变化进程，记载“天”、“人”的演变，探求“天”、“人”的奥秘。本纪、世家，列传等作为史书的主要记事体裁，既满足了史家重要意识的履践，又是当时宗法血缘关系浓厚的家族和国家结构的一种理想表述手段。总之，纪传体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特有国情下的产物。
    反观西方史学，就非如此。古代希腊罗马民族，从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就与中国古代社会进程有很大区别。由于是群居环海诸岛，有舟船运输便利，工商业发展较快，宗法血缘关系消除得也较彻底。由于没有宗法关系的缠绕，没有冗繁的伦理关系的束缚，没有旧氏族贵族的诸种干扰，一些奴隶制城邦国实行民主政治制度。海洋民族显然不同于大陆民族，一个重要方面在于，他们对“天”的企求并不大。相反，他们更需要的是战胜大海，战胜天。所以在古代西方人心目中，“天”、“人”是对立的，“天”、“人”不应该统一，也无法统一。工商业的发展，更催使人们讲究自由竞争，追求个人利益，社会文化心理突出自我为中心，人与人、人与社会较对立。西方的历史进程决定了西方的文化特色和文化进程，从而也影响了西方史学的大体路径：（1）西方史学家不可能象中国史家那样去写天地万物，他们没有这样的渴望和要求；（2）由于要战胜自然界的各种挑战，又由于面临工商业方面的激烈竞争，所以“人”的问题成为一切问题的根本，人本主义是西方史学的主流思潮，研究“人”而不是“天”，“人”是西方史学研究的主要对象；（3）由此决定了以“人”为史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因而也决定了政治斗争史、战争发展史、人物传记等是当时史学的主要课题；（4）由人本主义的垂锱需要出发，注重探讨历史上人事的因果关系，关心历史发展动因的探讨。总之，西方的文化传统决定了西方史学只会以传记体、叙述体为主要史学体裁，而绝少有纪传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