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出身于门阀士族，《通典》又以百卷之巨叙述沿革礼和开元礼，从这两点来看，杜佑有重礼的一方面。但杜佑的重礼，并非陶醉于礼，更不是迷恋于礼的繁文缛节。《礼三十四·沿革三十四·宾礼一·总叙》说：“自古至周，天下封建，故盛朝聘之礼，重宾主之仪，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礼数服章，皆降以两。秦皇帝荡平九国，宇内一家，以田氏篡齐，六卿分晋，由是臣强君弱，终成上替下陵，所以尊君抑臣，列置郡县，易于临统，便俗随时。滞儒常情，非今是古。《礼经》章句，名数尤繁，诸家解释，注疏庞杂。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空事钻研，竞为封执，与夫从宜之旨，不亦异乎！”在这里，杜佑从历史上说明了宾礼是怎样产生的，进而说明了宾礼是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们的事情。自秦统一后，实行郡县制，这种宾礼也就变得不像原先那样重要了。他不赞成人们热衷于“方今不行之典，于时无用之仪”，认为这同“从宜之旨”是大相径庭的。可见杜佑对礼的解释，一是包含着朴素的历史主义成分，二是显示出明确的批判精神。上文所提到的他对祭尸礼的看法，在性质上也是如此。这跟他自己郑重表明的“不为章句之学”是表里一致的。由此可以证明，杜佑对于礼，也有严肃批判的一方面；在这一点上，我们过去对《通典》的认识是不够的。
    注释：
    〔1〕参见李之勤《杜佑的历史进化论》， 陈光崇《杜佑在史学上的贡献》，以上见吴泽主编《中国史学史论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1月出版，第170页至200页； 拙作《论〈通典〉在历史编纂上的创新》、《论〈通典〉的方法和旨趣》，以上见拙著《唐代史学论稿》，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第249页至290页。
    〔2〕越国灭吴，事在前473年；韩、赵、魏诸侯，事在前403年； 韩、赵、魏完全分晋，事在前376年。杜佑所说86年，推算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