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应当说明一下该馆敦煌写本的编号问题。敦煌藏文写本入藏印度事务部图书馆后，馆方将一部分尺幅较短的写本装裱在报纸大小的硬纸上，然后装订成73册，每册称为一卷（指英文的Volume，缩写为Vol.）。但不知何因，现缺两卷，其中的Vol.41最初既不存在， 而Vol.10则是后来佚失的。每一卷内，叶数多少不等，每一叶（英文folio， 缩写为fol.）分正背两面（用a.b表示），所以，引用这部分文书时，一般写作Vol.50.fol.25a或Vol.50.fol.25b等。实际上，大多数写本上都有Ch.标示的原编号，也有人引用时只用Ch.编号，Vol. 是Ch.编号的对照表，见《斯坦因蒐集藏语文献解题目录》第12分册。另外， 瓦雷·普散目录的藏学界长期使用的工具书。 它所著录的765件藏文佛典有的是Ch.原编号，有的是Vol.+for.编号，使用起来不便，所以人们引用时，常常即用目录的顺序号，但顺序号码之前的缩写词，则有各种不同的写法，有的用I.O.，系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缩写；有的用VP.，即瓦雷·普散（Vallee Poussin）名字的缩写：有的用S.系斯坦因编号的缩写，但这容易与Or.8210号下的S.编号汉文写本混淆：现在许多学者用S.t.表示斯坦因所获藏文写本， 这与伯希和所获藏文写本编号P.t.相类似，应较其他缩写更好。 至于榎一雄编目部分的汉文文书，一般就用榎氏所使用的C.1-136号。
    和田地区和敦煌藏经洞发现的于阗文写本，主要由剑桥大学的贝利（H.W.Bailey）整理刊布。贝利所编《于阗文献选刊》，1938年哥本哈根出版，〔8〕刊布了藏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三件于阗文长卷， 即Ch.ii.002《悉昙婆罗》、Ch.ii.003《时缚迦书》和Ch.00274 《佛本生赞》。他后来编的图版集《塞语文书》一至四集中，也包含一些属于该馆的于阗语文书。〔9〕贝利还将他所能找到的于阗语文书转写发表在《于阗语文献集》第一、二、三、五集〔10〕和《于阗语佛教文献集》〔11〕中，包括以上三篇长文的转写。《佛本生赞》的译注，后来由德莱斯顿（M.J.Dresden）完成，〔12〕另外两种医药文献的翻译正由恩默瑞克（R.E.Emmerick）准备之中。〔13〕此外，另一部敦煌出土梵文和于阗文混合书写的佛典长卷Ch.c.001，由田久保周誉在1975年东京出版的《敦煌出土于阗语秘密经典集之研究》一书中发表了全部图版，并有转写、日文翻译、考释、索引，但其转写错误较多。〔14〕
    在印度事务部图书馆的藏品中，还有一些重要的于阗语文书为贝利所遗漏，如另一位中古伊朗语专家施杰我（P.O.Skjaervo）在1984年访问该馆时，找到一个木函，上面写有两件带有于阗王纪年的重要文书。他据此写了《八世纪于阗国王》一文。讨论于阗文书的年代问题。〔15〕
    霍恩雷收集品中的部分梵文、于阗文和龟兹文材料，经霍恩雷本人或其他学者研究，发表在霍恩雷主编的《新疆出土佛教文献丛残》第一卷中，牛津大学出版社1916年出版。〔16〕早期研究斯坦因收集品中梵文残卷的还有瓦雷·普散，他在1911-1913年间的《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刊》上，连载过《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收集的梵文文书》，〔17〕《斯坦因新获之梵文残卷》。〔18〕其中有和田出土的《妙法莲华经》，也有敦煌出土的大乘经论。装在第30-32箱中的《一万八千颂般若经》（Ch.0079b）。贝叶本共69叶， 是敦煌藏经洞发现而与吉尔吉特大乘经典形制全同的重要写本。〔19〕近年，日本学者松田和信考察整理了霍恩雷和斯坦因收集品中的《大般涅槃经》，辑为《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中亚出土大乘涅槃经梵文断简集》，1988年东洋文库出版。另外，德国学者哈特曼（Jens -Uwe Hartmann）与韦勒（KlausWille）也调查了霍恩雷收集品中的梵文写本比定出456件残片，其中大多数是《法集要颂》（Udanavarga），见所著《霍恩雷收集品中的北道梵文残卷》。〔20〕
    吐火罗语文书尚未作全面的整理和研究，只有布鲁姆赫德（J.W.Broomhead）写过一本名为《英藏霍恩雷、 斯坦因和韦伯所获龟兹语写本校勘（附转写、译注和语汇）》，迄今仍未正式出版。〔21〕同时，还有一些用佉卢文字母和婆罗谜文字母书写的文书，至今还没有人作解读工作。〔22〕
    黑城子发现的少量蒙文文献，由波丕（N.Poppe）在《关于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的一些蒙文残卷》一文中做了整理。〔23〕
    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主要是梵文、藏文、于阗文、吐火罗文等非汉文材料，因此往往为重视汉文材料的国内学人所忽略，甚至也很少有人留意榎一雄编目部分的汉文文献。尽管早在1961年，著名历史学家陈寅属恪先生就建议当时的中国科学院，把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所藏敦煌藏文写本胶片也收购进来，〔24〕限于当时的条件，陈先生的建议未见实行。但遗憾的是，这批早在六十年代初就由榎一雄购回日本，而在东洋文库、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龙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等地都已影印成书本形式供研究者使用的今天，国内大多数学者仍然没有见过这批宝贵资料，诚望国内有关机构能早日设法获得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藏各文种写本的缩微胶卷和照片。有一点值得欣慰的是，正在编印中的《英藏敦煌文献》第十六卷中，收录了宁可先生自英国带回的一些汉文非佛经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