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权神授”是东亚古代文明系统中关于政治权力论的一个核心概念。“天赋人权”是近代开始阶段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体系中关于权力论问题的一个核心概念。二者的核心都是“权力”二字，二者都强调了权力系统同环境系统的依存关系。
    “君权神授”观念在中国古代源远流长的文明系统中一直十分显著。“君权”是古代中国社会系统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是权力系统的核心。古人很早就认为，“君权”是上天赐予的，上天对社会系统产生激利（或激励）作用。“君权”是上天（环境）作用于社会系统的主要结果。考古发现证明，中国远古时代就对人与环境的依赖关系形成了观念形态的认知，例如，龙山文化遗存中有大量烧灼过用作占卜的兽骨，那时先民们经常用占卜的方法预测人与环境的依赖性关系。古人关于人与环境之依赖性的认知，后来大致演化为两个支系统：一个是比较科学的系统。例如：商历，它是阴阳合历，用隔若干年设置闰月的方法调整对季节的认识，平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月有朔望，小月29天，大月30天。商人创立了用“天干”与“地支”相配的记日方法。在数学上，商人已采用了十进位法。商人对环境的这些科学认识，对前人所从事的农业生产起到促进作用。另一个是比较迷信的系统。迷信之谬种，一直流传至今而不绝，
    远古时代，先民们人性未全，“兽性”尚存，密切依赖于周围的生存环境，自然属性表现很强列，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就采用占卜的方法向天发问。著名的甲骨文即反映了这状况。社会系统中的战事、生产、气候、政治、宗教、祭祀、民事等，几乎各种事情都要用占卜方法向上天问明。远古时代，先民们对自然环境存有一种真实的敬畏心理。在这种心理上，又滋生出了“神”的概念。各种各样的自然神，如山神、水神、火神、太阳神、雷神、灶神、谷神等等，进而统属于更高层次的神，构成了神的全体。商人就认为宇宙间有个至高无上的神，它主宰宇宙的一切事物，商人叫它为“帝”或“上帝”。例如，殷虚甲骨卜辞中有：“甲辰，帝其令雨？”（《殷虚文字乙编》6951片）“帝其令风？”（《殷虚文字乙编》3092 片）“帝其隆堇（馑）”（《卜辞通纂》373片），“帝降食受（授）又（佑）”。（《殷虚文字乙编》5296片“伐，帝受我又？”（《卜辞通纂》369片）“王封（建）邑，帝若。”（《卜辞通纂373及374片》）“我其已。乍帝降若；我勿，乍帝不降若。”（《卜辞通纂》367片）。可见， 商人认为社会系统中的一切事情都是由这个上帝决定的。其中“王封邑，帝若“这条记载表明，国王的权力也是上帝授予的，国王做事情，必须征得上帝同意。这条记载非常重要，它证明“君权神授”的观念至少已经普遍存在于商人心中，只是商人未从哲学高度予以理论化而已。这个任务，到汉初时被大儒董仲舒圆满完成了。
    古人将最早对自然环境的恐惧变换为将自然环境对社会系统的作用人格化。人格化的结果就是董仲舒提出的“天志”和“天意”。即他认为，天（环境的浓缩物--作者注）具有意志和理性。“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备，虽百神犹有益也。”（《春秋繁露·郊祭》）董仲舒认为，万物统一于五行，五行统一于阴阳，阴阳统一于天。即天创造万物，创造人，“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春秋繁露·人副天数》）。天当然也给人类社会创造了“国王”和“君主”，“国王”和“君主”代天实行赏罚，是社会系统中的至上权威。他说：“王者承天意以从事”。“天以天下予尧舜，尧舜受命于天而王天下。（《尧舜汤武》）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且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深察名号》）“君主”的意志代表天的意志，是上天赋予的；“君主”是天的儿子，天是“君主”的父母。由此，董仲舒将“君权神授”加以系统化、理论化。他完成了将天（环境）人格化，又将人格化了的天与“君主”和“君权”巧妙地融为一体的历史任务。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理论，实际上是利用了自然环境对社会系统的作用及社会系统对自然环境的依存性。这个理论有力地维护了中国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的封建“君权”。历代的封建君主下诏时总是冠以“奉天承运”一类的字眼。文献记载中，许多“君主”诞生时，总是写着相伴随的一些异常的自然现象。既然君权是上天赐予的，“君权”是君主体现上天意志的权力，君主又是上天的儿子，则上天比君主高大，君主以上天为尊。因此，上天的意志，就成为君主的行动指南和君权得失的评判标准。君权的得与失、赏与罚、有道与无道，都由天象的不同变化向世人昭示。例如，君王勤政，颇有政绩，则风调雨顺；相反，则发生地震、冰雹、流星等异常天象，预示凶兆，以显上天警戒或惩罚之意。“君权神授”还意味着没有上天就没有“君权”。上天一直存在，所以才提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结论。自然之道之常在，维系社会之道“永存”，于是“君权”的稳定性就显示了汉代以前中国诸子百家学说的奥妙，其中不乏系统与环境依存性、协同性等富有价值的内容。在西方，近似于这种“君权神授”的信仰被基督教发展到了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