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智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 期上发表的《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他说：“西方古典史学，最早于何时并由何种途径输入中国，对此我们还不甚清楚， 还有待继续查考。 ”张先生又认为西方古典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回响是微弱的。下面我根据已查到的资料，说明一下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对张先生在论文中未涉及到的有关情况，做些补充，并纠正西方古典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回响是微弱的这一看法。
    具有维新思想的人士孙宝瑄在1898 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六所记的日记中写道：“泰西著名史学家，一曰希罗多都（今译希罗多德），一曰都基底德（今译修昔底德），一曰伯路大孤（今译普鲁塔克）。”孙宝瑄还将西方古典史学与中国古代史学做了对比，指出上列三位史学家“至今后学仰而师之如中国人之俯首于班（固）马（司马迁）也。”〔1〕孙氏交待他这些记述是根据《西学述略》一书（传教士艾约瑟用汉文编写的介绍西学的书籍，1886年在中国由总税务司出版，共七卷。曾被列为启蒙16种书籍之一）。
    继孙宝瑄之后，严复介绍了西方古典史学发展的概况， 见于他1909年（宣统元年）2月25日写的《泰晤士〈万国通史〉序》。 严复简明扼要地评述了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史学著作的主题，写作的特点及两位史学家对后世的影响，全文如下：
    尝谓泰西史学始于晚周，希腊喜洛多图（希罗多德）、刁锡大智（修昔底德）二家所为，后代诵习崇称，无殊吾国迁固。顾二史之为绝作相同，而著述之旨大异。喜洛多图记述波斯之战，中及埃及国风，审瞻包罗，蔚为鸿制。但浮夸钩奇，或畔事实。论者以谓作者意存美术，偏工文词，其脍炙人口以此，而其有遗议亦以此。至于刁锡大智纪白罗波尼战事，文辞深美固矣，然而谨严斟酌，事变常疏其因由，举动必推其效果。论者谓其书非仅历史而已，乃群理哲学之深切著明者也。自兹以降，国有实录，种有宝书，若芝诺芬（色诺芬）、李费（李维），则循喜洛氏之轨而作者也，其用刁锡大智义法者，则希腊有波理表（波里比阿），罗马有挞实图（塔西陀）。凡此六家，皆西文中之江河不可废者矣。〔2〕到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在中国对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不仅见于国人写的史学理论这类书籍中，还见于文学史专著和历史专业刊物上。
    周作人在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欧洲文学史》（北京大学丛书之三），对西方古典史学做了较详细的评述。涉及的史学家有希罗多德、修昔底德、色诺芬、凯撒、萨鲁斯特、李维、塔西陀、苏托尼厄斯。〔3〕周作人在评述希罗多德的史学成就时， 介绍了他的史著九卷书的内容，称赞他为“历史之父”。周氏对希罗多德的史学观点也有评述，认为他“生于边塞，长而浪游，过欧亚非洲诸地，阅历既多，识见益广，爱其故乡，而对于异邦文化，亦能鉴识，不没其美。”周氏在评述修昔底德的史学成就时，采取了与希罗多德对比的手法，周氏认为修昔底德晚生于希罗多德20年，而著作迥异，希罗多德史书多载传说、类于说部。修昔底德史作则体例谨严，纯为统系之历史。希罗多德作史，于胜负之数，恒归之天意，修昔底德则俱以人事。周氏称赞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史》“次序井然，语必证实，凡神异之事，传闻之词，皆置之不顾，意在资考镜，而非以广异闻”。关于色诺芬，周氏在列举其多种著作之后，评论他“本非文人，唯以馀力著作，又率模仿当时作者，不自成家，然文章简明优雅，后世多师法之。”关于凯撒，周氏列举了他的史著《高卢战记》和《内战记》，并说明了他写作《高卢战记》的动机。周氏还转述了西塞罗对凯撒史著文笔的评价，“不假修饰，自然优雅，如倮露之石象。”关于萨鲁斯特，周氏给以高度评价：“废编年体例，作史五卷，修饰文词，益近雅正，又致意于观察，申明因果，不专以记录为事，较之以前史家更有进矣。”关于塔西陀，周氏在列举了他的四部历史著作之后，着重评述了他的史学思想，认为他作史“意在标揭善恶，为世惩劝。唯恶每多于善，故常不胜感慨，而于内乱尤所痛心。”为了说明这些思想，周氏还列举了两项例证。关于苏托尼厄斯，周氏则采取了与塔西陀对比的手法加以评述，认为苏托尼厄斯的《罗马十二帝王传》记凯撒至多米沁诸帝行状甚详。可与塔西陀的史著互证。“塔西陀作史最重义法，慎于取材，尝谓琐屑细故，不能入史，止足登之日报。而苏托尼厄斯则掇拾浩博，饮食谈笑之微，亦并详录，别有可取。又记诸人容貌极详尽，后世据以考证古罗马诸帝造象，甚得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