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构成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说：“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1〕恩格斯又曾经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 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2〕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充实人类文化宝库的伟大历史贡献时还说道：“在马克思使自己的名字永垂于科学史册的许多重要发现中”，“第一点就是他在整个世界观上实现了变革。”“历史破天荒第一次被安置在它的真正基础上。 ”〔3〕
    对于历史学在所有人文成就中位置的重视，或许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得以结合的思想基点之一。
    毛泽东在革命斗争实践中曾反复强调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对于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除了必须“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而外，“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他又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4〕
    毛泽东正是用历史主义看中国社会，确定了“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5〕，在革命斗争历程中，既注重主观和客观、 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又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在确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时，也十分注意借鉴历史经验，表现出雄略、机谋与善用等政治优势，从而指导人民革命取得成功的。他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历史，不仅对于历来在中国备受重视的政治史具备丰厚渊博的知识并多有独特的卓见，且对于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中国军事史、中国农民战争史等也都有相当高的造诣，甚至就中国科学史、中国神话史、中国教育史、中国艺术史、中国社会生活史、中国宗教史等。他也曾经发表过予学界以重要启示的十分精彩的新见。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毛泽东的历史学素养，成为他得以“最充分发挥一个具有渊博学识（主要是中国旧学）的知识分子的领导作用，”从而“建立了自己的思想领导的威望”的重要条件之一。〔6〕
    毛泽东是一位对历史学有特殊偏爱的政治家。他在谈到自己读书时的感情倾向时说道：“一拿就是历史、小说、笔记，这些较柔和，理论书太硬。”〔7〕他还曾经表示，他对于小说、笔记， 也往往是当作历史来读的。他还曾多次表露出亲自从事具体历史研究的意愿。1939 年1月17日，他在致陕北公学教授、历史学家何干之的信中写道，“我们同志中有研究中国史的兴趣及决心的还不多”，“盼望你切实地做去。我则有志未逮，我想搜集中国战争史的材料，亦至今没有着手。”他还谈到自己“将来拟研究近代史”的设想。〔8〕毛泽东长期以来， 是热切期望得到“读书钻研机会”，并且在史学研究领域取得一定“成就”的。1959年5月，他还谈到， 要写一部自辛亥革命到蒋介石登台的大事记。蒋介石集团本身的变化可以不写，但是蒋介石登台后的军阀战争要写进去。孙中山当临时总统，蔡锷反袁世凯，蒋桂之战，蒋冯阎之战等等都要写进去。〔9〕看来毛泽东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 还曾经形成过比较具体的计划。
    毛泽东以同样作为历史学者的身分对史学研究的关注，使得其见解往往相当深刻，有关意见和建议也往往中肯而切当。
    1940年9月， 毛泽东在读了范文澜关于中国哲学简史的讲授提纲之后致信这位历史学家。“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10〕毛泽东提出了用马克思主义“清算”旧学的任务，认为对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胡适以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近代学术史上有影响的学者其“错误一面”，应当“有所批判”。
    毛泽东很早就已十分注重运用唯物史观分析中国历史与中国社会。1926年，他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时，就曾经强调要以唯物史观破除传统史学思想的谬误。从当时学员的笔记中可以看到这样的内容：“昔人的思想，多遍（偏）袒统治者即地主阶级。我们是革命者，这种思想，是不可要的。我们以前，虽多居多，又为农家子弟，但对于农民的真正状况，是不大清晰。即是说我们要造一个锄头。这个锄头，马克司（思）已竟（经）造出来了，即唯物史观之表现是也。”〔11〕1944年，毛泽东读李健侯著记述李自成事迹的历史小说《永昌演义》，致信李鼎铭，于肯定作者“经营此书，费了大力”之后，又指出：“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12〕1939年2月20日， 毛泽东在读了陈伯达《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后致信张闻天，又曾提出这样的意见：“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伯达同志有了一些批判，但还觉得不大严肃。”〔13〕毛泽东1950年8月29日写信给曾从事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陈寄生， 也曾说道：“先生所从事的学术，因我未曾研究，不能赞一词；惟觉中国的历史学，若不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去研究，势将徒费精力，不能有良好结果，此点尚祈注意及之。”〔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