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整个经学史上，《白虎通义》可以说是一部颇不为人所怀疑的经学著作。从古代到近代，除了周广业、庄述祖和近人孙诒让三人对《白虎通义》作过一些形式的考辨（诸如篇卷的多寡、名称的异同、版本的流传）之外，只有宋代的朱翌（“政和中登进士第，南渡后官中书舍人”）大胆断定《白虎通义》为伪书。他说：“《荀子注》‘六马仰秣’引《白虎通》‘天子之马六’。今之《白虎通》无此言。缘本朝求书有赏，往往多自撰以求赏，非古书也。如《竹林》、《玉杯》、《繁露》皆后人妄言，非仲舒当时书。”〔1〕
    朱氏此言不但认为今本《白虎通义》是伪书，而且明确断定作伪于宋代。至于作伪者，在他看来，可能是无名之辈。孤立地看，仅仅根据个别语句的出入、有无来断定一部书为伪，并以同样不太可靠的旁证来类推，这的确有些过于幼稚了。《四库提要》的作者就是这么认为的，“然则辗转传写，或亦有所脱佚。翌因是而指其伪撰，则非笃论也。”也可能正由于这个或许正确的原因，朱翌的看法一直没有引起后代学者的注意，周广业、庄述祖、孙诒让诸人竟全无一语提及，就连实际上步其后尘的近人洪业也是如此。
    不过，洪氏的高明之处在于能直接从某些内容入手来考证《白虎通义》的真伪。“今读《白虎通》，疑其书非班固所撰，疑其非章帝所称制临决者，疑其为三国时作品也”。〔2〕较之于朱翌的歪打正着来说，洪业的看法就具体的多、可信的多。据洪业所说，历代目录书上有关《白虎通义》的作者便全是伪的。
    在此文中（即“《白虎通》引得序”），洪氏据以立论的证据有三，其一，“固所为之，见两《汉书》中；此外，《文选》、《北堂书钞》、《艺文类聚》等书，亦颇多征引。观其行文气韵，大不与《白虎通》相类。”其二，“且一代之经说，往往与其时之典章制度有关，倘《白虎通》足以代表章帝称制临决之论；何其又与汉制不合耶？”其三，《白虎通》九锡内容抄自宋衷纬注与汉献帝封曹操为魏公的九锡文。
    洪氏所言确有道理，它构成了我们论述的基本前提和初步基础。不过，洪氏的论证仍嫌过于笼统、简单。洪氏并未从两汉经学背景、经学思潮，特别是从东汉初期的经学矛盾、经学问题入手来更加深入、更加全面、更加彻底地解决《白虎通义》的真伪问题。本文正拟采取这种方法从经学、经书、谶纬、礼制等九个方面来对《白虎通义》的真伪问题进行一番新的考证。
    第一，今本《白虎通义》混淆经学家法，不合东汉前期经学历史的发展特点。章帝建初四年的诏书明确说：“虽曰承师，亦经名家”。〔3〕就强调的是师承关系和家法系统。和帝时， 鲁丕上疏曰：“臣闻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若规矩权衡之不可枉也。难者必明其据，说者务立其义，浮华无用之言不陈于前，故精思不劳而道术愈章。法异者，各令自说师法，博观其义。”〔4〕另外，元初四年，安帝“以经传之文多不正定，乃选通儒谒者刘珍博士良史诣东观，各雠校（汉）家法，令（蔡）伦监典其事。”〔5〕
    据此看来，经学家法问题在白虎观会议前后一直深受皇帝和经学家的高度重视。这就绝无理由在白虎观会议中产生混乱和抹杀经学师法的现象，从而也就根本没有可能出现今本《白虎通义》这种不讲经学师法的作法。后代学者多从著述体例的形式方面来批评《白虎通义》汉有保存当时会议辩论的实际情况。“昔班氏之入此观也，习《鲁诗》者首重鲁恭，肆《欧阳》者并崇桓郁，景伯则专精专义，丁鸿则兼习今经，共述师承，咸资采析。今则淳于之奏，莫考旧闻，临制之章，无由资溯，师守之源流莫睹，专门之姓氏谁寻。而欲综《七略》之遗文，汇百家之异旨，津逮殊迷，渊源何自。〔6〕陈寿祺在《五经异义疏证》自序也说“《石渠议奏》之体，先胪众说，次定一尊，览者得以考见家法。刘更生采之为《五经通义》，惜皆散亡。《白虎通义》经班固删集，深没众家姓名，殊为疏失，不如《异义》所援古今百家，皆举五经先师遗说，其体仿《石渠论》而详赡过之。”
    但学者们都没有真正理解今本《白虎通义》的这种作法本质上恰恰是混乱经学师法，而混乱经学师法不但达不到统一经学的目的，也根本无法贯彻皇帝本人对经学不同派别的裁断和评定。经学家法不仅在于怎样引用，更重要的在于如何解释。今本《白虎通义》一般仅仅是引用或转述，而极少作理论上的根本性解说，即使有些所谓解释也只不过是肤浅而杂乱地疏通文意而已，并不能构成一家之说或众家之论。今本《白虎通义》有无辩论者姓名和章帝制断之语，绝不是一个细节上的撰述形式和编纂体例问题，而是一个区别经学家法，明确道统的根本问题。
    例如：《白虎通义》卷一有“《春秋传》曰：天子三年然后称王者，谓称王统事发号令也。《尚书》曰：高宗谅闇三年，是也。”据陈立疏证云：《春秋传》乃《公羊传》文，《尚书》乃“古文逸篇《说命》文也。”
    《白虎通义》卷六有“耕云东郊何？东方少阳，农事始起。桑于西郊何？西方少阴，女功所成。故《曾子问》曰：天子耕东田而三反之。《周官》曰：后亲桑，率外内命妇蚕于北郊。”对于“女功所成”前句话，陈氏疏证为“此《公羊》注或是异代礼，当时《古周礼》未行，故所据文少异也。”对于“《周官》曰”一句，陈氏疏证为“此引古文礼说备异解也。”陈氏之疏可谓前后矛盾，前疏不合经学实际状况，后疏曲解文意。实质上，这是《白虎通义》混乱经学家法的具体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