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略加考察的话，还会发现班氏在《汉书》中实采取一种扬《左》抑《公》之手法。《汉书》董仲舒传的“赞”中说“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至向子歆以为‘伊吕仍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贡、子游、子夏之徒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及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至向曾孙龚，笃论君子也，以歆之言为然。”这实乃明褒暗贬之语。汉世公羊之学出于董氏，但董氏尚未及游夏；而游夏远未及丘明，可丘明又与孔子同是非，这不是一语道破了《公羊》不足贵的实质吗？为了发扬古文经学，班氏可谓苦心孤诣矣，倘若今本《白虎通义》确为班氏为之，何能如此不露声色乎？
    第四，从经学背景看，建初年间，古文经学家主要是力图联合谶纬之学来共同战胜今文经学，但今本《白虎通义》中的古文经学内容之少却令人吃惊，即使是作为东汉初期“内学”的谶纬的内容在今本《白虎通义》中也少得极为可怜。据统计，今本《白虎通义》中共出现的所引书名有607次，其中谶纬之书占36次， 约占全书所引书目总数的十七分之一。今本《白虎通义》共321个章节，而30 个章节里有纬书的内容，这只是全书的十一分之一，其中又有六个章节主要是谶纬内容，即，纬书在六个章节中构成了本章节的主题。出现的纬书种类有17种，而今本《白虎通义》共引书的种类有39部，在这点上纬书占的比例似乎较大，但要知道，当时的经书总共也就那么有数的几部，说来说去，不过有《五经》及十几种经学传记而已，相对而言，纬书种类自然要多一些。但种类并不说明主要问题，关键在于引书的出现次数上，以及在全书章节中占居的比例多少，只有从这两点才能看出到底是经学还是纬书对今本《白虎通义》的影响大。根据统计：《公羊传》被引用62次，占引书次数总和的十分之一；引《谷梁传》六次，占引《公羊传》次数的十二分之一，《公羊传》是《谷梁传》的十二倍；引《尚书》共70次；引《王制》30次；引《春秋》19次；引《论语》48次；引《孝经》8次； 引《易经》22次。
    如果考虑到今本《白虎通义》有时在引用纬书内容而没有提及书名的因素，那么，我们也必须同时考虑到今本《白虎通义》在引用经书内容时也有相当多的不提及书名的因素，经过统计，纬书被隐括的有8次，而经书被隐括的次数则要远远超过8次，这也就是说，针对上面的基本 结论，这两种因素不但不能否定这一结论，反而加强了这个结论。
    这样看的话，可以断定，今本《白虎通义》没有任何象近人所说的那种谶纬化，或神学化，或宗教化的倾向，相反，基本上仍是一部纯正的经学著作。比如，此书基本上没有董仲舒“天人感应”的内容，虽也有些“天道”、“天命”、“天理”等名词，可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与董氏所说的“天命”直接联系起来，好象此书在有意地避免议论“天道”，且“天人关系”在此书中也几乎不占什么位置。“三纲五常”共在7个题目中出现，其中5个是全章的主题，阴阳的成分较多，在63个题目中出现过，其中，阴阳占全章节主题的约有15个，除这方面外，大部分提到阴阳之处多是古人的习惯性用语，并无任何微义和深意；虽有个别的阴阳内容与谶纬混杂在一起论述，但绝大多数还是区分得很明显的。五行出现的不多，共9次，其中5个是全章的主题，阴阳五行的痕迹更少，只有5个章节中成为主题。这一切都与东汉前期谶纬泛滥， 以至于古文经学尚要结合谶纬来谈论经学问题的历史不相一致。
    今人多喜从今本《白虎通义》的题目、章节的目录次序上来穿凿附会，企图论证《白虎通义》的章节题目全是后人所加，后人所排，“爵号以至嫁娶皆后人编类，非其本真矣”。〔17〕并非原书所为。
    第五，今本《白虎通义》虽以今文经学为主，特别是以《公羊传》为其思想根据，但却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所提炼概括出来的“三科九旨”之说没有丝毫联系。在任何一种意义上，它都算不上两汉经学的高潮，任继愈之说毫无道理。〔18〕另外，《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讲建初四年“诏与诸儒论《五经》于白虎观，（李）育以《公羊》义难贾逵，往返皆有理证，最为通儒。”但今本《白虎通义》没有一处是《左传》与《公羊传》的针锋相对的辨论，也根本看不出“《公羊》义”是如何“皆有理证”的。
    贾逵说“《左氏》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这句话正好说明了《白虎通义》为何突然出现于曹魏时期的原因。〔19〕汉魏之际，经学蕃篱趋于崩溃状态，儒家的传统伦理纲常一度遭到破坏和扫荡，重才轻德是其风尚，崇尚权变这是三国时代的必然特征，所以，成书于这时的《白虎通义》自然也就不可避免地深深打上时代的烙印，即使它虽然伪托于东汉，但其思想倾向是崇尚权变的公羊学。这一点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今本《白虎通义》虽以《公羊传》为主但却一点也没有董仲舒公羊学的内容这一奇特现象。董氏治《公羊》的目的在于维护现实政权的“大一统”性，“天不变，道亦不变”是其根本主旨，“三科九旨”是其具体规定。总之，在董氏的公羊学体系里，几乎没有推崇权变的观念，相反，更多的却是极度地反对变易、强调一统的观点，这一切当然绝不会为曹魏时代的公羊学所重视，自然也不会为《白虎通义》所利用。
    第六，据金德建考证《白虎通义》引今文本《论语》共4次， 而今本《白虎通义》引《论语》48次，仅占十二分一，并且金氏认为“东汉古文本《论语》出于马融。”〔20〕甚至许慎“《说文》引的《论语》大半还是马融以前的今文本。”〔21〕今本《白虎通义》不可能成于班固之手，也同样不可能出现于马融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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