泯灭经学家法的观念和作法一般只能出现在东汉后期，和帝时徐防曾专门上疏说：“伏见太学度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渐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7〕对此，陈寿祺评论说“是时师法已衰。 ”〔8〕其集大成者就是郑玄的遍注群经，今古文经学互注互训。 但在明、章之际，尽管要求张大古文经学并力图统一经学，可家法之别还是经渭分明、严格恪守的。若混乱经学师法，何以白虎观会议之后不马上立古文经学呢？不立古文经学显然就是区别家法的明证。许慎作《五经异义》仍然以区别家法为己任，《后汉书》儒林列传下说“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叔重此书盖亦因时而作，忧大业之陵迟，捄末师之踳陋也。”〔9〕由于《白虎通义》混乱家法，在形式上就表现为对今古文经学家争论的具体过程一字不提，甚至对章帝的决断内容也闭口不谈，这种作法只能出现于汉魏之后，此时经学扫地，家法崩溃，加之郑玄注经与门生的传播，使得几乎没有人能找出经学家法的区别来，只好因陋就简，杂抄众书，汇成此编，所以在体例上，上不与《石渠议奏》、《石渠礼论》同，下不与《五经异义》同。唯一与《白虎通义》相似的是刘向的《五经通义》。这是由于刘氏之书并非奉命而作。尽管在学说上也有依凭，在材料上也根据《石渠议秦》内容加以删节而成，但毕竟全然出于一人之手，并且主要是为表述刘氏本人之经学见解而作；其次，刘氏所处时期虽亦有《公羊》、《谷梁》之争讨，但并无今古文经学之角斗，因为不管《公》、《谷》之争再激烈，也较之《公羊》、《左氏》之差别要小得多。
    第二，今本《白虎通义》中的“五帝”系统与东汉确立的正统的“五帝”序列截然不同。“五帝者何谓也？《礼》曰：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也。《易》曰：黄帝尧舜氏作。《书》曰：帝尧帝舜。”〔10〕虽然这只是引用经书上的话，但这种只排列顺序而不加重新说明的作法本身，在客观上就必然与官方的正统系统相矛盾。
    而对这个问题解释的最好的是贾逵，他对章帝说“《五经》家皆言颛顼代黄帝，而尧不得为火德。《左氏》以为少昊代黄帝，即图谶所谓帝宣也，如今尧不得为火，则汉不得为赤。”〔11〕
    其实，早在班固作《汉书》时就已经原原本本、完完整整地排列了一个从古自今的汉家王朝的刘氏家族系统。
    赞曰：《春秋》晋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刘累，学扰龙，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范氏为晋士师，鲁文公世奔秦。后归于晋，其处者为刘氏。刘向云战国时刘氏自秦获于魏。秦灭魏，迁大梁，都于丰，故周市说雍齿曰：“丰，故梁徒也。”是以颂高祖云：“汉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刘。涉魏而东，遂为丰公。”丰公，盖太上皇父。其迁日浅，坟墓在丰鲜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则有秦、晋、梁、荆之巫，世祀天地，缀之以祀，岂不信哉？由是推之，汉承尧运，德祚已盛，断蛇著符，旗帜上赤，协于火德，自然之应，得天统矣。〔12〕
    臣瓒注曰：汉承尧绪，为火德，秦承周后，以火伐木，得天之统序，故曰得天统。〔13〕
    班固甚至还把“断蛇著符”这样一个荒诞无稽的传说当作正式历史郑重其事地写进《汉书》里面。对此，应劭注曰“秦襄公自以居西，主少昊之神，作西畴，祠白帝。至献公时栎阳雨金，以为瑞，又作畦时，祠白帝。少昊，金德也。赤帝尧后，谓汉也。杀之者，明汉当灭秦也。”〔14〕
    可以说，班固这一番系统而又严密的历史叙述，较之于贾逵的经学论证，不但更有用，而且更可信，难怪明帝读过之后便大加赞赏。而且，由于班固所写的这些内容恰是全书的第一卷，自然完成的最早，因而可以断定，明帝当时首先读到的《汉书》中的一部分内容肯定包括这些。表面上，班氏作《汉书》是断代为史，但内容上却大胆地把刘氏从秦、项之列独立出来，而直承唐尧，这既满足了东汉皇帝的历史虚荣心，又符合东汉王朝的现实政治利益。尽管《汉书》形式上是班固写的，但实际上却代表了东汉皇帝的政治意志，同样，假如《白虎通义》是经学家们的意见，那仍然必须反映出东汉皇帝的现实要求，这二者是完全统一的。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今本《白虎通义》就没有任何理由作出那种与东汉皇帝政治利益完全不符的经学说明。因而，此书必非东汉之作品。
    第三，今本《白虎通义》没有一处提及《左传》，甚至极少引用《左传》内容。这与会议前后的经学历史背景格格不合，更不符合亲临裁决的章帝本人的经学观点。据史料记载，我们知道从建初元年到建初八年之间这段时期，章帝对古文经学的态度一直是稳定的，即古文经学始终是得到章帝支持的，特别是贾逵在对章帝讲经说法时所作的具有高度理论性的概括：“《左传》义深于君父，《公羊》多任于权变。”“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强干弱枝，劝善戒恶，至明至切，至直至顺。”“又《五经》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而《左氏》独有明文，”〔15〕这样，《左传》便具有《公羊》绝对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既能为东汉刘氏王朝寻找出合法的历史根据，又能给东汉皇帝提供现实的统治理论。“君父”之义乃“三纲五常”之根本，“强干弱枝”乃封建政权之国策，岂有忽视之理。按常理说，既然贾逵早已提出这些理论性的基本经学问题，那么，作为章帝亲临裁决的白虎观会议又怎能毫不涉及这类问题呢？又怎能不以一种更具体、更丰富的形式在白虎观会议上提出来并进行相当激烈的深刻地论证呢？又怎能不在《白虎通义》中必然性地反映出来呢？因为，从当时的经学发展背景看，要想回避贾逵通过《左传》所提出来的基本经学问题，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是不可能的。《十三经》中除了《孟子》、《左传》之外，《白虎通义》全都提到了，但《孟子》在当时既非经，又与今古文争讨无关，而《左传》就完全不同了，虽《左传》亦非经典，但却与今古文经学争论有着直接的、核心的关系。因此，《白虎通义》不提《孟子》犹可，但不提《左传》则万万不可理解。
    另一方面，对于今本《白虎通义》的此处作伪之处，还可以通过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的记述来得到进一步的论证。“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以鲁国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籍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这就再明白不过了，《左传》不但先成于《公羊》，而且据“本事而作传，”不象《公羊》纯以“空言说经，”徒以“口说流行。”“据《后汉书》，《白虎通义》之成当在建初五年，而《汉书》之成，倘在其前，不过二年；如在其后，不过四年，使二书皆为固一手所撰，何其文之不同耶？”〔16〕洪氏之说有理，不过尚有遗漏：倘其书诸儒之说，何与会诸儒中竟无一古文经学家乎？倘其书为今文经学家之论，班氏何能如此客观地整理而丝毫不带有古文经学家之观点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