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的历史地位，主要体现在：
    （一）扬弃旧史学 创立新史体
    《三国志》是我国史学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国别史。
    纪传体断代史，肇自班固所撰《汉书》；国别史，则当溯及左丘明所编《国语》。《三国志》作为纪传体断代国别史，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仅仅是上列两种史体的拼接组合而已；但在实际上，它却是在对上列两种史体扬弃的基础上的创新，因而独具特色。
    在《三国志》之前的两部著名的纪传体史书，一是通史《史记》，一是断代史《汉书》，它们都是以维护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的汉帝国的刘氏一姓为中心的。作为反映西汉一代历史的《汉书》且不必说，《史记》作为通史，虽然也为黄帝、尧、舜、夏、商、周、秦写了本纪，但其意旨在以“三统”理论说明汉之立国，“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史记·高祖本纪》“太史公曰”）。故其中心仍然只有一个，这就是奄有天下的刘氏。
    《三国志》作为反映王朝正史的纪传体断代史书，却同时兼有三个中心，即：建立魏国的曹氏、建立蜀汉的刘氏和建立东吴的孙氏。或有论者不以为然，谓：《三国志》不是只给魏帝立本纪，而以蜀、吴二国之主为传吗？我们承认它所有的形式，但不承认它有这种实质。因为：《三国志》以魏帝为本纪，表明有过汉→魏→晋这个统绪，在形式上迎合了当局争正统的政治需要；但是从实质上讲，《三国志》并不承认这个统绪是完整的。因而，吴、蜀之主虽然名为“传”，但实为“纪”。历来史家，多有定论。如：唐代史学理论家刘知几就说：“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史通·列传》）清代著名史家何焯进一步发挥刘知几的见解，指出：“蜀、吴之主均曰传，然皆编年纪事，于史家之例，实亦纪也。”（《义门读书记·三国志·蜀志》）
    《三国志》为何有别于传统的纪传体史呢？这是由三国历史的特质所决定的。
    关于汉末以来的中国形势，三国时人多有指出如同战国者。见于《三国志》：《武帝纪》注引王沈《魏书》载太祖拒王芬等“谋废灵帝”辞曰：“今……诸君自度，结众连党，何若七国？”《董二袁刘传》注引《魏书》载袁术归帝号于袁绍曰：“汉之失天下久矣，天子提挈，政在家门，豪雄角逐，分裂疆宇，此与周之末年七国分势无异。”《许靖传》注引《益部耆旧传》载广汉王商语曰：“是时王途隔绝，州之牧伯犹七国之诸侯也。”以上言三国鼎立形成之前的情况。即至三国鼎峙局面形成之后，人们犹视此时形势如同战国之际。卷21载卫覬上明帝奏曰：“况今四海之内，分而为三，……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汉末以来的形势，就是从多极政治，最后变而为三极政治的。魏、蜀、吴三国，实际上就是三个割据天下，各自独立、互不统属的政治实体和政治中心。因此，企图以魏为中心来提挈三国历史，是无法全面地反映天下三分的客观情况的。
    当时一些史家，如《魏书》作者王沈、《魏略》作者鱼豢、《吴书》作者韦昭等，由于坚持从维护一己的割据集团的利益出发，或以曹氏为正统，蜀、吴为僭伪；或以孙氏为中心，蜀、魏为附属，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存己废彼，导致三国史记载的偏缺不全。这种书法，传袭了《史记》和《汉书》，实质上是儒家传统的“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礼记·曾子问》载“孔子曰”）思想在史书编纂学上的凝化。他们殊不知三国分立分治的形势已经完全不同于一姓集权的西汉时代了。《三国志》打破了旧史学的固有传统，充分尊重三国时期这个分立分治的历史事实，不仅为魏、蜀、吴各写专书，而且于蜀、吴之主名“传”实“纪”，与魏帝同质。这在纪传体史的发展进程中，无疑是一种创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