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不仅在继承纪传史体上有扬弃和创新，而且在继承《国语》的国别史体上也有所发展。《国语》作为国别史，重在记言，“载列国君臣朋友相论语，故谓之语”（董增龄：《国语正义·国语叙》）。《三国志》则将古“记事体”镕铸到“记言体”中， 使国别体记史更趋完整性。同时，《三国志》又将《国语》的在各国之下每篇互不连属的散体记言书法，创改为有纪有传，纪以统传，传以翼纪的结构谨严，各成系统的全新国别史。
    通观《三国志》，纪传各成体系：合三书为一书观之，有纪有传；析三书分别观之，亦各兼纪传。因此，清代史学名家钱大听盛赞说：“陈承祚《三国志》，创前人未有之例，悬诸日月而不刊者也。”（《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四《三国志辨疑序》）可以说，《三国志》作为纪传体断代国别史的创例，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一件空前的大事件。
    （二）秉笔写信史 维护大一统
    太康元年（公元280）三国中最后一国被灭， 它宣告西晋王朝结束汉末以来分裂割据局面，实现华夏大一统的武功的胜利，并开始进入全面文治的时代。
    对于刚刚统一全国的西晋王朝来说，当时面临的形势是：新朝立国未久，灭国人心动荡。例如，益州刺史袁邵“抚恤有方”，泰始元年春修治城池事先未报告而被朝廷征还，故蜀侍郎常忌即诣相国府陈辞曰：“远国初附，当以导化，不宜改易州将，失遐外心。”（《华阳国志·大同志》）足见一个地方官的调动任免也会影响到一地的安定。泰始四年，故蜀中军士王富“密结亡命刑徒，得数百人”，利用诸葛亮曾在蜀人中的影响，“自称诸葛都护，起临邛，转侵江源”（同上）。蜀人怀思故国旧情由此可见一斑。至于故蜀民人谋杀新朝将吏之事则于史多见。据《华阳国志·大同志》载：“（泰始）七年，汶山守兵吕匡（或作吕臣）等杀其督将以叛。”又：“（咸宁）四年春，汉中郡吏袭祚等谋杀太守姜宗以叛”等。灭吴后，“时吴人新附，颇怀畏惧”（《晋书·王浑传》）。在北方，政治骚动、军事冲突也时有发生。
    与上述形势直接关联的是关于蜀、吴二国历史地位的论争和评价。这个问题，应该说自三国形成以来就一直存在着。
    在学术方面，南朝梁人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篇》指出：“及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清人朱彝尊指出：“于时作史者，王沈则有《魏书》，鱼豢则有《魏略》，孔衍则有《魏尚书》，孙盛则有《魏春秋》，郭颁则有《魏晋世语》，之数子者，第知有魏而已。”（《曝书亭集》卷59《陈寿论》）清人钱大昕也指出：“当时中原人士，知有魏，不知有蜀、吴也。”总之，在魏晋人的眼里，根本就没有蜀、吴的历史地位。
    然而，关于蜀、吴历史地位的论争和评价，远非只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须知，它是服务于魏晋政治的。故而，它不仅具有学术意义，而且也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当三国鼎立之时，这种尽管带有攻击性、敌视性的论争和评价，却是彼此把对方都奈何不得的。可是，当新朝继魏立国，一统天下之后，这种过去一度是三方的论争，如今就变成了一方说了算，蜀、吴都没了发言权。这样一来，可就不得了啦。当朝的“群然一词指（蜀、吴）为伪朝”（钱大昕《三国志辨疑序》），你蜀、吴的遗臣遗民们还讲什么地位？什么利益？他们只有在政治上俯首听命，承受着历史的重负和政治的压抑。对于他们，仕进之路是曲折的，昔日在社会生活中的宽松和自由失去了不少。
    今考晋史，时至西晋一统天下之后的太康（公元280－289）中期，指蜀、吴为伪朝，依然是西晋君臣的政治习用语。如，太康中晋武帝下诏称吴国遗臣陆喜曰“伪尚书”并及其余十多人；王濬上表，有文曰“伪吴君臣”云云；挚虞上《太康颂》其称“（刘）备僭岷蜀，（公孙）度逆海东，（孙）权乃缘间，割据三江”云云。不一而足。尽管司马氏在统一天下的过程中，先后采用了“除汉宗室禁锢”、“弘纳梁、益，引援方彦”和“吴之旧望，随才擢取”的方针政策，来笼络和安抚蜀、吴人士，但是，我们从现今遗留下来的有限的史料中仍然可以窥见，由于西晋当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社会舆论上和学术上，尚未对蜀、吴的历史地位的旧有评价作出修正，故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上列政策的实施。兹举几例：在日常生活中，晋朝人士以吴人为亡虏而备加嘲讪戏谑，据《晋书·周处传》载：身兼使持节、都督扬州诸军事、安东将军、京陵侯的王浑，“及吴平，……登建邺宫酾酒，既酣，谓吴人曰：‘诸君亡国之余，得无慼乎？’”周处心不能平， 反唇相讥曰：“汉末分崩，三国鼎立，魏灭于前，吴亡于后，亡国之慼，岂惟一人？”听罢周处的话，“浑有惭色”。欲刺痛人心者，也为人所刺痛。历史留下的创痛，对于当时的人们太大了。又据《何攀传》载，攀为官“甚得名称”，后“除廷尉平，时廷尉卿诸葛冲”仅“以攀蜀士，轻之”，可见，蜀士在朝者尚且如此地位，在野者更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