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蜀、吴人士来说，破家灭国，使他们在心灵深处受到极大的损害，他们的政治利益连同经济利益，也随着旧国的颠陨和新朝的代起而丧失了。在他们的身上，同时要承受两大压力：亡国的伤痛和故国历史地位得到的不公正评价--这后一点，是曾经与他们的切身利益直接关联，且依旧影响着他们的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他们企盼着由历史的重负下解放出来！
    显然，关于蜀、吴历史地位的评价，已经影响到人心的整齐和国家的安定。
    安天下者必先安人心。安人心就要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三国志》作者担负起了重新审视评价三国历史地位，维护得之不易的大一统政治局面而编著一部全新的三国信史的责任。
    《三国志》在维护大一统方面的贡献是：
    第一，正视三国分立分治的客观历史，不以邪、伪妄加各方。据载，卫覬曾在上魏明帝疏里有这样一段话：“况今四海之内， 分而为三，群士陈力，各为其主。其来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称迫于困急，是与六国分治，无以为异也。”可见，当时三国的邪、正之争是普遍存在的，邪、正之名，都是彼此强加给对方的，连“迫于困急”的“来降者”也都不愿意承认，况三国君臣自己呢？其时三家之立国，都说各自是属土德代汉的。在《三国志·魏书》里有：曹丕称帝前臣民数言“黄龙见谯”（《明帝纪》）、有司说“魏得地统”；等等。在《蜀书》里有：刘备少时，“舍东南角篱上有桑树生高五丈余”，时人“谓当出贵人”（《先主传》）、群臣劝刘备称尊号，上言曰：“臣父群未亡时，言西南数有黄气，直立数丈，见来积年”（同上）等等。在《吴书》里有：孙权正帝位前，“夏口、武昌并言黄龙、凤凰见”（《孙权传》）、童谣说“黄金车，斑蓝耳，开昌门，出天子”（同上）、胡综作赋称“乃自在昔，黄（帝）、虞（舜）是祖，越历五代（夏、商、周、秦、汉），继世在下。昔在周室，赤鸟衔书（红色的鸟口衔红色书信，文王以为火气胜），今也大吴，黄龙吐符”（同上）等等。其实，这些三国人士各自的说法，旨在借题发挥，说明正统在己。这就是当时的客观历史。《三国志》不仅原封不动地保留下了这段历史，也确认了它：曹氏虽然代汉而立，但是它只有代汉之名而少代汉之实。由于当时的政治格局是三家分立分治，曹魏并不能号令蜀、吴；刘氏的汉家天下，也不为曹家独有，实际上是三雄分而有之，或者叫做三家代汉。三家的目标，都是试图一统天下，所不同的只是力量的强弱、地盘的大小而已。在汉末天下三分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说谁有资格代汉，他们都有！要说谁是正统，他们都是！故而在代汉这一点上，《三国志》是把这三家作为各自分立分治而互不统属的三个政治实体来看待的。《三国志》对这一客观历史的确认，最终体现在为三国各写专书。它承认三国曾同时作为各自独立的政治实体存在过的客观历史，就使它大有别于其时或以前的三国史，如魏王沈的《魏书》、鱼豢的《魏略》和吴韦昭的《吴书》等。
    这样一来，《三国志》就澄清了如下事实：魏、蜀、吴三方既然都不曾真正有过正统与僭伪之分，今人还有必要继续纠缠那段历史么！公正地评价历史，才能面对现实。
    第二，忠实于历史，尊重三国遗臣遗民的思想感情。在前面，我们引述过周处反讥王浑的话：“亡国之慼，岂惟一人”？ 对于三国的遗臣遗民来说，灭家之耻，亡国之痛，在进入新朝之后，还时时不免在心灵深处发生着震颤。作为历史学家不应该再度去刺伤他们。《三国志》在这方面是做得很出色的。这里着重指出：
    1、用三方的声音说话，注意保留各自观点。 对于彼此间的政治交往、军事接触，三方往往各自有他们的看法和取向。《三国志》摒弃了已有三国史搞“一言堂”的书法，努力使人们能同时听到三方的声音，从而保证了三国史著作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兹举例言之：
    记公元228年（魏明帝太和二年、 蜀后主建兴六年）春诸葛亮首出祁山：《魏书·明帝纪》曰，亮“寇边”。《蜀书·后主传》则曰“攻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