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问题，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为历代史家所关注，论辨时起，以致于“攘臂张目，笔斗舌战”[①]，使之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上一个很有特色的重要理论问题。
    本世纪初，梁启超持“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这样揭露“正统”论的实质：“凡数千年来哓哓于正不正、伪不伪之辨者，皆当时霸者与夫霸者之奴隶，缘饰附会，以保其一姓之私产之谋者耳。”他认为：“中国史家之谬，未有过于言正统者。”[②]今人在对待“正统”问题上，多承袭发展梁氏的说法，认为古代史家之辨“正统”，无非是在为现实皇朝之存在的合理合法性寻找历史依据，不过是一种现实政治的需要罢了。而它作为一种主观的历史“褒贬”，则是古代史学上的糟粕，似乎没有什么认识价值。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人们在认识古代历史的时候，又不自觉地跌入“正统”论的窠臼。这两种情况都表明我们对“正统”论确有作进一步分析的必要。
    关于“正统”论的起源，自古及今，见仁见智，所论不同。但对于两宋时代论“正统”蔚为风尚，“正统”之说上升为重要的理论问题，则有着共识。在元代，“正统”之辨达到高潮，纷纷攘攘，终元之世。它所涉及的问题，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其规模之大、严峻繁难之程度，均超过前代。关于这一点，自元陶宗仪《辍耕录》、清赵翼《廿二史札记》有所论述后，多为治元代史学者所关注[③]。本文着重从史学思潮方面来考察元代的“正统”之辨，剖析各种论点的认识根源和思想实质，力求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理论上的价值，并希望有补于厘清有关“正统”说的一些模糊认识。
    一、《纲目》之学与“正统”之辨
    元代“正统”之辨，接宋人讨论“正统”之余绪，深受理学思想的影响。而宋人以理学思想阐释“正统”，其影响于史学最大者，莫过于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以下称《通鉴纲目》或《纲目》）。朱熹生活在民族矛盾尖锐复杂的宋金对峙时期，南宋皇朝偏居江南并时时处在金朝的武力威胁之下。朱熹重大的道德焦虑正是源自于这样的社会现实。在《通鉴纲目》中，朱熹以终极性的伦理观念“天理”为准的去重新审视历史、评价历史功罪，为的是从似乎被贪欲、权欲推动着的历史中挽救作为人善良意志的“道德”，昭示“天理”之恒在。他自定《纲目》“凡例”而首及“统系”。其判别“正统”就是以“天理”为原则去认识、评价各个皇朝的历史功过和历史地位。其重大意义在于“岁周于上而天道明矣，统正于下而人道定矣”[④]。用这样的观点看待历史，朱熹便以蜀汉为“正统”，以曹魏为“僭国”；以南渡的汉族政权东晋为“正统”，以少数民族建立的十六国、北魏为“僭国”。这样一来，朱熹从“天理”出发的“正统”观，就直接和现实的民族斗争联系起来了。
    元代，理学被定为“国是”，取得了思想上的统治地位，儒学之士纷纷讲习“天理”“人欲”之辨。于是，《通鉴纲目》一书也受到了空前重视。据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关于《通鉴纲目》的撰述有：何中《通鉴纲目测海》、尹起莘《通鉴纲目发明》、王幼学《通鉴纲目集览》、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徐昭文《通鉴纲目考证》、金居敬《通鉴纲目凡例考异》等。如说这些撰述已形成了“《纲目学》”，亦非夸张。这些撰述的作者，大多是由宋入元的汉族儒士，他们的亡国之痛犹新，又身处各种社会矛盾尤其是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元代社会。因此，他们研治《通鉴纲目》的“书法”，往往着重于倡揭、发挥朱熹“正统”理论，并强调其中“君臣之分”、“夷夏之辨”的思想，最终则落实到为南宋皇朝争取“正统”地位。在这股深受理学影响的史学思潮中，较有代表性的当推刘友益《通鉴纲目书法》。元代著名文臣、史官，曾任辽、宋、金三史总裁官的揭傒斯亲为之作序，指出：“朱子因司马氏《通鉴》作《纲目》以正百王之统，”从而明确地将朱熹“正统”思想作为《纲目》“书法”的精髓看待。他又进一步指出，朱熹“正统”思想的要领，在于依据“天地之经、君臣之义，而圣贤之心”给予偏弱的东晋、蜀汉以“正统”地位。而刘友益作《通鉴纲目书法》，正是要进一步阐明《纲目》“书法”中的“正统”观：“古之有天下者莫若舜禹汤武。然汤有钘德，武未尽善。舜禹之后得天下者莫如汉。曹氏亲受汉禅，威加中国，卒不能夺诸葛孔明汉贼之分；元魏据有中国，行政施化，卒不能绝区区江左之晋而继之。此万世至公而不可易焉者，而犹或易之，此《纲目》不得不继《春秋》而作，而《书法》不得不为《纲目》而发也。”[⑤]根据这样的“正统”观，宋、金对峙时的南宋皇朝虽不据有“中国”，然其“正统”地位岂不是“万世之至公而不可易”吗？
    此外，一些汉族士人还据《纲目》，“书法”为指导思想撰述历史，具体地实践上述“正统”论。如宋遗民陈著编写了一部上起三皇、下至宋亡的历史蒙求读物，名曰《历代纪统》。是书发挥“朱子所以为《纲目》之书”的“正统”观，以清历代正统皇朝的序列。究其微意，正是要说明“当时敌国虽强大，据有中土，要不得紊天统也。”尊南宋为“天统所在”，“则人心之天理可得而言矣”[⑥]。其子陈泌尊此书为“经”，而自为之“传”，成书《续通鉴纲目》，更加着力于对历代“正统”的辨析。这部书在当时流传甚广，产生很大影响。元代著名文人陈旅之父也曾著史书《羲宋》，“其法大较与《历代纪统》相类”[⑦]。还有元代学人朱右著《历代纪统要览》，根据朱熹“辨魏尊蜀、黜周宗唐”的“千万世之准的”，力求分辨历代“正统”与“杂纪”。辽、金朝遂被列入“不得正统者”[⑧]。最后应提及的是元代文学家杨维桢曾著《三史正统辨》，根据所谓《春秋》“大义”、《纲目》“书法”，力主辽、宋、金三史的编修应以宋为“正统”。关于这篇“正统”论，下文还将详细论述。
    元代史学中的这一股思潮所反映出来的“正统”论，直接继承了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思想，在“正统”问题的理论上没有什么发展，其特点是突出了朱熹“正统”观中的“夷夏之辨”内容。尽管这一“正统”论在理论形式上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但据“天理”、“人心”以明“正统”的“至公”价值标准，却渗透了强烈的民族感情和故国之思，从而这一“正统”论更具有直接的现实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