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法国当代史学在西方史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被认为是当代西方史学最主要的潮流之一。①本文试图从宏观角度对这一潮流作概要的介绍和分析，重点在于法国当代史学主流的基本思想及其演进。
    一
    法国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逐步形成了法国的方法论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结合兰克学的影响，极大推动了当时法国史学的发展。1898年Ch.-V. 朗格洛瓦（Langlois）和Ch.塞诺博斯（Seignobos）的《历史研究引论》，②对这一时期法国史学思想的主流进行了系统总结。当时法国史学和西方实证史学主流具有一系列共同的特点，诸如方法论上对史料（主要是文字材料）的严格考证、挑选和排列；史学理论上的客观主义，提倡让史料说话；研究课题上以政治、军事、外交史和杰出人物史为重点；写作方法上以描述事件、人物为主要对象。这一实证史学潮流，结合史学研究组织的建立，首次将历史学置于严密的方法论与特定的学科性研究基础上，反映了近代史学学科化独立发展的趋势。③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史学出现了重大转折。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史学新潮流在法国崛起，并进而影响到整个西方史学。⑤
    1929年，M.布洛克（Bloch）、L.费弗尔（Febvre）等人在斯特拉斯堡大学首创《社会经济史年鉴》，开始形成年鉴学派。以布洛克、费弗尔为代表的年鉴学派以新的历史研究理论和研究成果，对当时占学术统治地位的实证史学以全面的冲击。⑥他们认为，人类历史决不仅仅是政治史，更应包括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实证史学所研究的只是真正历史的一个极小部分，也是最具偶然性的部分。历史研究不仅是对历史各方面的分别研究，更是对历史各方面、各层次的有机联系的研究。对作为整体的历史所进行的结构和系统分析，其意义远远超越了对其部分的孤立分析。实证史学提倡的“客观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文字史料本身已凝聚了记载者的观点和取舍，对不同史料的选择又不可避免地取决于史学家的个人标准。在年鉴学派看来，对史学研究中主观选择性的承认，并不意味着导致相对主义的产生。事实上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能没有主观的介入。史学的不断科学化，取决于人们对社会认识本身的逐步深入。其实，年鉴派并未抛弃实证史学的“实证”性，而是将其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上，即通过与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广泛对话，借鉴其研究方法、角度和途径，以打破史学所陷入的困局。年鉴派强调，建立在充足材料和多学科系统分析基础上的史学才是真正的科学。它的语言表达形式从描述转向解释和分析，“问题史学”（Histoire-probleme）日益取代“叙述史学”（Histoie-reit）而成为研究的重点。年鉴派反对各种历史相对主义及其他试图将历史学归之于文学、哲学及其他学科的理论。
    上述年鉴学派基本思想形成的主要特点是：历史研究与E.迪尔凯姆（Durkheim）等为代表的法国社会学学派理论和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结合；历史确定方法与其他社会科学方法及自然科学影响的结合；对自孔德以来法国实证主义思想传统和自伏尔泰以来总体史研究传说的继承。这些特点构成了法国当代史学主流并在年鉴派的随后发展中得到证实。
    系统地提出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是对抗占优势地位的传统史学所必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年鉴史学家主要以经济社会史和普通文化史为其研究重点；方法上以结构定性分析为主。史学与其他学科的联合偏重于经济学、地理学和社会学。三十到五十年代年鉴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展示了这一倾向。⑦以布洛克、费弗尔等为代表的第一代年鉴史学家，在几个方面的研究中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影响及于整个法国当代史学。在布洛克的笔下，封建社会不再仅仅是一种政治名称，而是包括经济、文化、社会生活、政治和意识形态结构的整体社会形态。他不仅对欧洲各地区封建制度进行了比较考察，而且将研究深入于封建时代群体心理结构的差异。⑧费弗尔较之布洛克更倾心于对中世纪中后期的文化与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结构等关系进行探索。他的关于马丁·路德和拉伯雷的著作，开创了群众文化史和精神状态史（也作“心态史”）的先河。⑨他的一些地区史研究著作显示了法国史学结构整体分析的新特色。⑩年鉴派的早期研究活动与当时以E. 拉布鲁斯（Labrousse）、F.西米昂（Simiand）为代表的经济史研究相互影响和促进。 后者以十八世纪旧制度末期和大革命初期为研究重点，对社会经济一系列主要指数进行系列定量分析，揭示了这一时期法国社会经济的详细图景。（11）他们在研究中使用的“局势”--“结构”（Conjoncture-Structure）等概念体系，对史学影响是很大的。事实上，拉布鲁斯从经济史走向社会史，与年鉴派日益靠拢，成为法国当代史学中社会史领域的开创人之一。
    年鉴学派作为法国史学新方向的代表，其活动从开始就是有组织的和集团性的。这是由于当代史学发展本身的需要（如跨学科协作，对特定时段历史进行总体多层次分析等），以及传统史学作为一种研究意识和范型拥有强大的学术组织而决定的。新史学的发展，需要相应的组织和出版手段。鉴于当时巴黎大学和其他一些著名大学及学术机构为实证史学派所控制，国际交流频繁、新思想活跃的斯特拉斯堡大学便成了年鉴派活动的基地。随着影响的不断扩大，年鉴派史学家逐步进入法国史学中心机构（如1931年费弗尔被选入法兰西学院，1936年布洛克为巴黎大学所招聘等），开始主导法国整个史学的发展。与其他西方国家相比，法国的新史学较早地成为主导潮流，并形成了强有力的组织系统，这与年鉴学派一开始就注意集团研究和组织建设有着极大的关系。（12）
    年鉴学派及其新史学方向在法国的出现，是二十世纪初西方史学新潮流的一部分。在德、英、美等国，都可看到对传统史学的抵制潮流与新史学的形成与发展。（12）还应该指出，在法国除了年鉴学派外，大革命史学也发生了方向性的转折。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对这一转折有着深刻影响。从J.饶勒斯（Jauris）的《法国革命的社会主义史》（1901-1904年）到G.勒费弗尔（Lefebvre）的一系列著作，（14）可以看到大革命史学已从政治、人物史转到了经济社会史，并直接影响了年鉴派新史学思想的发展。因此，勒费弗尔也被认为是年鉴派社会史研究的开创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