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年鉴派正式占据史学研究的主导地位。其活动中心从斯特拉斯堡大学移到了巴黎。在费弗尔的建议下，法国政府于1947年正式批准成立“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 P. H. E.）第六部，即“经济和社会科学部”，这一机构以后成为年鉴派跨学科研究的学术中心。其创办的刊物也于1946年更名为《社会·经济·文化年鉴》，并进一步扩大了内容范围，成为法国史学最重要的刊物，对整个西方史学界有着广泛的影响。除费弗尔等学派创始人外，（15）战后还出现了年鉴派第二代史学家，F.布罗代尔（Braudel）是其核心人物。1956年，布罗代尔取代费弗尔主持第六部的工作，使年鉴派基础大大扩展，其影响进入社会生活领域。此时，年鉴派主管和影响了一批重要的出版机构、档案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及各类史学通俗、专业杂志，并通过电视、电台、报纸等大众媒介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历史观念。1968年在布罗代尔等人推动下，以原先第六部为基础建立了“人文科学研究中心”。这一机构在人员、经费和研究规模上更为扩大，历史学研究综合其他各学科而成为“人的科学”。从总体看，战后年鉴派的发展逐步深化，布洛克、费弗尔等人的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并且在史学研究上不断地创新，发表了一批值得重视的论著。人们一方面可以根据史学家的年龄和活动能力，根据年鉴派主要机构的集团主持成员的变动；另一方面也可以根据其研究重点和方向的改变，来判断年鉴派和当代法国史学家的换代和变迁。从五、六十年代起，“年鉴学派”作为特定名词以往很难概括法国整个史学发展趋势。新史学潮流渗入各领域各学派。六、七十年代出现了一大批著名史学家，他们中既有原属年鉴派的史学家（如勒高夫、勒胡瓦拉杜里等），又有其他学派的人物（如G.杜比（Duby）等）。七十年代以后年鉴派的学派界限日益模糊，1978年勒高夫正式提出“新史学”这一名称，以囊括在年鉴派研究方向指导下的所有史学研究。虽然对上述发表阶段的划分人们的认识还不尽一致，但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出战后法国史学潮流与年鉴学派基本理论的相承关系。
    以年鉴派为核心的战后法国史学主流继续努力使历史学研究科学化。史学家们力图在更大的范围内把握历史进程的各种联系和结构。对历史的系统结构分析和对一些变动相对缓慢的历史现象的多层次研究，使史学家进一步忽视对历史偶然性和一般事件的分析和描述。历史可以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被认识和理解，这一基础的内容包含着一系列严格的方法和操作程序及一整套概念体系。因此，史学家们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研究手段和能力以及资料的不足，意识到现实社会对研究的直接渗透。从康德到波普尔（K.Popper）的整个哲学发展，使自然的客观性观念日益过时；不仅在社会科学各领域，而且整个自然科学思潮也对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着不断的探讨。然而斯本格勒（O.Spengler）和汤因比式的历史哲学毕竟成为过去，当代史学家拒绝接受缺少微观实证基础的宏观研究，更不用说这种宏观常常服务于某种抽象而玄妙的哲学。对战后第二、三代年鉴派及其他史学家而言，R.G.考林伍德（Collingwood）、C.贝克尔（Becker）的历史理论和以R.阿隆（Aron）、H.马鲁（Marrou）为代表的当代法国历史批判哲学，（16）带有浓厚的相对主义气息，使人们联想到当年的弗莱堡学派。结构主义于六十年代开始渗入历史学，使历史研究的角度和途径发生了明显变化。不过，法国史学家对结构主义的反历史主义、结构恒定性等观点，持不同程度的批判态度。就其主流而言，战后法国史学的真正发展表现于下列主要方面：1、关于历史时间概念的改变；2、与新的社会科学学科的结合使史学研究的重点及方向不断更新；3、计量--结构分析方法的大量运用；4、地区性总体研究的大量出现。
    1949年，布罗代尔出版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成名作《地中海和腓力二世时期的地中海世界》。布罗代尔认为，历史研究的科学化同其研究的对象有关。单以多变的政治、军事、杰出人物及其行动等为主要研究对象，使人们对历史难于产生科学的认识，历史研究应透过充满偶然性的表象而达到对历史内在层次与结构的了解。在这里历史时间概念是一个关键问题。布罗代尔以不同的历史时间概念来划分历史的层次与结构：1、变动极其缓慢的自然史时间，这一时间反映了地理环境、自然条件的变迁；2、节奏缓慢、变动延续的社会史时间，人们在这里观察到了人口、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的演进；3、政治、军事、人物活动史的瞬息即变的时间，这是传统史学的时间概念。新史学必须充分重视地理环境对某种文明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的影响，但其中更重要的是研究具体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史时间。这种时间概念所反映的历史层次可以使史学家对历史获得完整而深刻的理解。由于在这一层次上历史偶然性的减少，史学从而便具备了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交流、竞争的基础。1958年布罗代尔又提出了“长时段”（La Longue clur'ee）的概念，进一步使他的时间理论系统化。（17）“长时段”成为有别于政治、人物史而是对历史上人口、经济、文化等社会运动研究的理论表述。
    五十年代以来，长时段研究已成为法国史学的主要倾向。这一研究倾向是对布洛克、费弗尔等人的社会史研究及历史多层次整体研究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又是对政治、事件、人物史研究的进一步贬低。人口的运动、变迁，经济结构及其发展以及文化和意识形态体系的演进等成了史学家从事研究的热门主题。他们所研究的历史往往以十年、五十年、一百年等为基本时间单位。计量系列史学也因此而成为最常用的方法。六十年代以后，长时段研究扩及历史社会的各个方面：物质生活，宗教、习俗、日常生活和观念、生育制度等等，七十年代起进一步综合成精神状态史。历史研究深入到“无意识的历史”（I' histoire-incousuénte）（18）即不为历史上人们所意识到的社会存在（包括传统、习俗、日常观念等各种无形的物质及观念制约的历史，这是很少在文字史料中有记载的“无语言的历史”（I' histoire Silencieuse）。应该指出，这种研究倾向不只是由于一个历史时间概念的变化所造成的。自伏尔泰始，尤其从J.米歇莱（Michelet）以来，（19）法国史学对社会群体和文化变迁等一直有着较高兴趣。这一传统经迪尔凯姆社会学而直接影响了年鉴派。同时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群体研究和社会系统研究的结合而给予法国当代史学以极大启示。布罗代尔认为：“马克思的天才，他的持续不断的影响力的秘密，就在于他是第一个以历史长时段而建立了真正的社会模式。”（20）不管这种评价正确与否，我们可因此而看到马克思的理论对年鉴派与布罗代尔的影响。长时段研究与结构--系统分析方法是不可分割的。我们注意到战后史学家对结构--系统分析的大量运用和研究成果。布罗代尔曾强调史学研究中结构方法的特点，一些史学家更指出了结构主义与史学研究的差异。（21）但从总体看，结构主义哲学通过语言学、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对历史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性交往的扩大，各种文明存在的被认识，使西欧中心论日渐破灭。两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破坏，在西方知识界投下了浓重的阴影。资本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带来了弊端。道德及传统文化不断地丧失。这一切迫使人们重新回顾、认识和评价西方文明。战后史学对历史长时段和社会深层文化的研究，正是反映了西方知识界对西方历史与文明的一种自我寻求。
    战后法国史学家已经毫不讳言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依存关系。各社会科学学科的巨大发展，不断深化着人们对社会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认识与理解。这些学科既开阔了史学家的视野，又在建立工作模式、着重系统说明、研究中理论--过程--结果三者的紧密联系、分析的计量化、精确化等方法论方面给史学家以启示。从年鉴学派产生以来，法国史学便重视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联合。战后这一趋势不断强化，以至七十年代人们提出“人的科学”（La Suine de I'homme）来表示这种跨学科研究。
    地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是年鉴派三十至六十年代的主要伙伴。地理学使史学家完善了对历史空间的认识。从孟德斯鸠开始，自然环境与历史的关系始终受到法国史学的重视。年鉴派对这种关系作出了新的探讨。（22）他们认为，历史（时间）是在一定的地理环境（空间）中发生和发展的，人类各种文明的不同表现形式、特点无不有其环境因素。这些因素对于人类经济活动的类型和程度、人们的生活习惯、体格特征、生育传统等有着长时间的深刻影响。二十世纪人类学的进展和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比较，使史学家更注意到自然环境对历史发展的作用。在年鉴派尤其是布罗代尔看来，环境因素与历史长时段发展有关，但与政治变动、战争、王朝兴衰等联系甚微。这样，年鉴派便将历史空间环境与历史文明结构的长时段演进结合起来了。六十年代以来，历史环境研究的内容扩大至历史气候、植被等各有关方面，（23）并试图对历史长时段演进作出系统说明。（24）
    经济学与地理学一样，与其说是对历史学起借助作用的邻近学科，不如说它已变成史学的基本辅助学科。经济史本身是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历史上特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的研究更是理解历史运动特点的关键。经济学对经济现象严格的计量和系列分析及对分析结果的理论说明，都给史学以很大启迪。相对而言，经济运动的偶然性较少，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必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中进行，这也促使史学家对历史长时段研究的重视。
    在各社会科学学科中，社会学对法国当代史学发展的意义最大。法国社会学学派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发展，构成了年鉴派理论的重要来源。法国史学家在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学的手段、方法给予了极大的重视；对社会现象的计量统计分析，以社会群体及其不同层次的相互关系为研究对象，理论模式的提出及其严格的检验，对社会现象的系统说明等。我们可以从事件阐述到结构分析，从偶然性因果关系的排列到对历史现象的归纳说明，从杰出人物研究到群体研究，从描述式定性说明到分析式定量判断等，处处看到社会学对二十世纪以来法国乃至整个西方史学的明显影响。（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