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从美国建国以来，美国人一般是赞成广泛吸收外来移民的。这是因为：第一，美国幅员广大、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缺乏必要的劳动力和技术，因此开发资源、开拓土地和发展经济都有赖于继续不断的移民洪流；第二，美国人相信他们有力量同化外来的移民，认为美国是形形色色的民族的“熔炉”，经过这座“熔炉”的冶炼，由众多民族组成的美利坚民族将日益发展壮大。
    美国开国元勋们也把外来移民看成是一种资产，所以主张把他们“作为国家财富新增的有价值的资产加以欢迎”。⑤长期以来，外来移民确实对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而巨大的贡献，但是有些土生的美国人并不认为移民的到来是件“真正的好事”，他们和早先来的移民不断要求削减外来移民的数量，在某些时期也出现过反对移民自由入境的运动。早在1789年，亚当斯总统颁布的归化法和客籍法等就反映了这种排外情绪，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建立的“无所知党”也反对移民入境，主张延长外国人入美国籍所必需的居住年限。但是，长期以来美国对劳动力的迫切需要使得联邦政府不愿也不能采取限制移民的措施。后来，在排外主义者不断鼓动下，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第一个限制移民入境的法案，即臭名昭著的“排华法案”，明文规定在十年内禁止中国移民入境，以后又一再延长期限，企图使之永久化。
    随着移民的不断涌入，美国人这种矛盾的双重心情日益加重，既为美国自称为“世界被压迫者的庇护所”而感到自豪，又对外来移民的不断涌入有所疑虑，有时甚至感到恐惧不安。他们进而要求在接受移民入境时实行选择和限制。这种要求首先是由一些工会组织提出的；它们一方面认为移民为企业主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从而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导致工人失业和工资下降；另方面把移民视为工会活动的“绊脚石”，在“劳资纠纷”时期移民更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因为他们往往被企业主雇用来接替罢工工人，致使工会的主要斗争武器--罢工失去了效用⑥。但是，多数企业主的代言人却为自由移民政策辩护，反对限制移民入境，并且断言如果对外来移民强加限制，那将发生严重的劳动力短缺，从而不利于美国经济的发展。还有一些土生的美国人和保守派人士也害怕日益增多的各种各样的外来移民会危及美国原有的“社会团结”，特别是害怕移民当中具有不同宗教信仰的教徒和欧洲思想激进分子会在美国煽动和制造“骚乱”，从而威胁美国“共和政体和民主制度”⑦。担忧的是外来移民也带来了贫困、疾病和犯罪等严重的社会问题，从而“结束了美国对欧洲社会弊病的免疫性”⑧。这种恐惧和担忧因报刊大事宣扬欧洲各国政府有计划地把各自的社会渣滓倾倒给美国而更加剧。然而，宗教偏见在煽起美国排外主义情绪上起了更大的作用。先是爱尔兰和德国天主教徒的陆续涌入，继而是东欧和南欧各国东正教徒和天主教徒的大批到来，都被看成是对美国新教性质的威胁，从而导致殖民地时期反对天主教活动的复活。十九世纪中叶，费城爆发的捣毁天主教会和袭击天主教徒的暴力事件，就是突出的事例。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新移民”入境的数量达到了高峰，那时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移民从各个口岸蜂拥入境，其中绝大多数一贫如洗，而且能讲英语者寥寥无几，因此不少美国人都感到惶恐不安，排外主义情绪更形增长。这种惶恐不安，除了上述对外来移民的恐惧和忧虑以外，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首先是关于宗教信仰的问题。由于“新移民”中天主教徒数量的激增和各州天主教区学校的不断扩展，美国反对天主教会的活动更加剧烈了。1887年创立的“美国保护协会”，其宗旨除限制移民入境外，就是限制天主教徒担任公职，支持国家义务教育法，防止天主教会对公立学校影响的扩大。鉴于天主教徒在政治上的力量日益增长，这个协会公开宣称：“虽然美国人口中只有八分之一是天主教徒，但却有一半公职人员是天主教徒……，文官考试中天主教徒受到偏惠……，所有公务员都不得不对天主教慈善事业作出贡献。”⑨这种反天主教的歇斯底里到1893年达到高峰，那一年它还利用关于罗马教皇写信命令入境的天主教徒消灭美国一切异教徒的谣传，大肆煽动公众反对天主教的情绪，以致有位市长甚至要求州的国民警卫队来制止即将发生的“屠杀。”⑩实际上这是由于莫须有的捏造而引起的恐慌。第二是关于所谓同化的问题。许多美国人认为，“老移民”与土生的美国人既属于同一血统的种族，即盎格罗-萨克逊种族，又具有同样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因此他们入境后很快地与当地美国人融合起来，同化于美国社会即“美国化”从来不成为问题。但是，“新移民”却属于多数美国人所不熟悉的种族，即南欧的意大利人以及东欧的斯拉夫人和犹太人。他们被认为远不及盎格罗-萨克逊种族那样优秀，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也不相同。因此，在数百万“新移民”身穿各族的“奇装异服”，操着“陌生”的语言，一下子涌进美国许多城市的移民聚居区后，美国人自然产生不安和困惑，认为他们是“令人厌恶的、难以同化的并且敌视或漠视美国社会准则的”（11）一帮人，同时竟把当时美国盛行的贿赂、暴力和犯罪等社会现象都归咎于他们。
    在排外主义组织的鼓动下，美国人对“新移民”的恐惧和厌恶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一个问题上来，那就是要求联邦政府采取有力的措施，限制移民入境。1894年在波士顿建立的“限制移民联盟”认为，以识字为基础的“文化测验”是限制移民入境的最好办法，要求联邦政府采取相应措施。这种办法主要是针对来自东欧和南欧的“新移民”的，因为他们中许多人都是文盲。接着，一个杜绝文盲移民入境的宣传运动便广泛展开了。有些种族主义者也宣称，决定美国是由“历史上自由发展的、精力充沛的和积极进取的英国、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的种族，还是由历史上受压制的、返回原始状态的和停滞的斯拉夫、拉丁和亚洲的种族来提供人口”（12）的时刻已经到来。于是，一项限制移民入境的方案一“文化测验”便应运而生了。在共和党支持下，国会于1896年通过了文化测验法案，但为克利夫兰总统所否决。克利夫兰坚持美国仍应是“欧洲被压迫者的庇护所”，并且批驳了“新移民”不如“老移民”那么称心合意的结论。他说：美国人对“老移民”也曾有过“同样的议论”，但“他们和他们的后代现在却被认为是我们最好的公民”。（13）这个法案虽被否决，但排外主义者并不肯甘休，仍在继续进行宣传鼓动。社会各阶层人士也就移民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在这场大辩论推动下，美国国会于1907年任命一个参、众两院联合委员会一即以其主席、参议员威廉·迪林厄姆著称的委员会一来研究整个移民问题。这个委员会经过三年半的调查研究，于1911年提出了长达四十二卷的报告。报告基本上重复了排外主义者限制、贬低“新移民”的论调，而且实际上否定了“美国乃欧洲被压迫者的庇护所”的设想。它宣称：“尽管美国人一如既往欢迎各国的被压迫者，但必须考虑移民的质量和数量，以免给同化过程造成太大的困难。”（14）它还煞有介事地担心说，那些没有手艺，甚至连自己本民族语言也不会读和写的“新移民”，与其说他们将成为美国社会的财富，还不如说是美国的包袱。（15）因此，它的结论是：建议对移民进行文化测验，作为他们入境的先决条件。在有关移民问题的辩论期间，这个报告的影响是很大的，它为排外主义者的宣传鼓动壮大了声势。因此，1913年和1915年国会又两次通过类似的法案，但分别为塔夫特总统和威尔逊总统所否决。1917年，国会不顾威尔逊总统的再度否决（16），终于通过了文化测验法案，其中规定：凡成年的外国移民不能阅读一段“一般使用的不少于三十个也不超过八十个单词”的英文或其他文字者，（17）一律不得入境。这样，对移民敞开着的美国大门部分地关闭了。这是因为到本世纪初期，美国已不那么迫切需要移民来补充它的劳动队伍了。实际上，到1920年，美国人口通过自然增殖和外来移民已超过了一亿大关，（18）其中青、壮年男子占较大的比重，所以它已不再象过去那样缺乏劳动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