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著名史学家木坂顺一郎在《日本法西斯主义国家论》一文中，论述了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历史演变过程。他首先把日本近代天皇制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是1889年明治宪法颁布以后的“立宪君主制”，后一个时期是“九·一八”事变以后的“十五年战争时期天皇制”。然后，他以后一时期为主要分析对象，阐述了日本法西斯主义国家的特点。
    关于明治宪法体制下的日本，木坂认为，政权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天皇制作为国家机构以其特有的统治原理君临于人民之上。政权的直接担当者是“天皇制集团”，即宫廷集团、军部和官僚。他们对经济上的统治者资产阶级和地主，以及对帝国议会和政党，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他们巧妙地调整同资产阶级和地主之间的关系，并且以政策和法律的形式实现三者的利益。“天皇制集团”在身分和地位上受到各种法律和惯例的保护，同时还通过爵勋等级、宫中座次和华族制度等垄断了天皇制国家中的上层地位。帝国议会只是天皇行使立法权的“协赞”机构，地位很低，权限很小。政党的作用也因之难以发挥。
    木坂指出，近代天皇制下的日本统治集团所结成的同盟关系与议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是非常不稳定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对“天皇制集团”的特权和专断缺少制约的保证。1900年立宪政友会成立后，作为天皇制统治体制内部的政党也开始向天皇制的核心渗透，使他们之间的同盟关系更加复杂，矛盾百出。
    关于“十五年战争时期的天皇制”，木坂认为，它的基础结构是由资本主义、寄生地主制和殖民地（包括占领地）三种因素组成的。寄生地主制虽是加快资本主义发展成垄断资本主义的原因之一，但资本主义的高度发达又促使寄生地主制衰退以至解体，它们相互制约。殖民地是原料的供应地，商品和资本的输出市场，同时又是对外扩张的军事基地，为日本资本主义不可缺少的组成因素。在此基础之上的天皇制，是资本家特别是垄断资本和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
    木坂认为，统治阶级内部表现在法西斯化过程中的矛盾激化是不断发动和扩大对外侵略战争的原因。这种矛盾对立是围绕选择基本路线的对立，它反映在对外关系上是对美英协调路线和亚洲门罗主义路线的对立，反映在国内政治上，是建立“举国一致”内阁和建立以军部为主导的总体战体制的对立。在十五年战争期间，掌握国家政权核心和政治主导权的一直是宫廷集团。木坂引用藤原彰的论点，说他们“是统治集团中精华的代表，是垄断资本政治利益的代言人，是在军部铺设的道路上推进战争的法西斯主义的最大责任者。”（藤原彰《天皇制和军队》）木坂认为，“九·一八”事变后，宫廷集团内部发生了变化，近卫文麿和木户幸一等青年贵族逐步取代了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等旧宫廷集团。1940年6月， 木户幸一就任内大臣，完成了这种新旧交替。
    木坂指出，“二·二六”事件后，军部掌握主导权，导致了国家形态上的变化，加快了法西斯化的进程，但是如无宫廷集团的默许或公开支持，军部的主导权是保不住的，实际上是两者分享主导权。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没有能够建立一元化战争指导体制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宫廷集团才能够在日本战败前夕夺回主导权，甩掉军部，结束战争。
    关于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木坂分析说，垄断资本在十五年战争中与宫廷集团、军部和官僚中的上层加强了联系，他们的代表人物参加内阁或身居要职，成了政治上的统治阶级，在权力集团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主阶级也只是一部分大地主与天皇制和垄断资本结合在一起，发挥了作用。1938年公布“国家总动员法”是战时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的法律标志，1937年设立企划院使官僚同军部结合起来了，三者之间在推行战争上基本一致，但在推行战时统制经济的方式方法上是经常矛盾的，终未形成融洽的联盟。
    1944年7月东条英机下台， 垄断资本在推翻东条的活动中加强了同宫廷集团的同盟关系，旧的政党也恢复同垄断资本的结合，开始进行实际上的政党活动，垄断资本同军部的关系开始松驰，各阶层之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变化。随着战局陷入绝境，军部的政治主导权衰弱，宫廷集团不再与军部分享主导权，而以同垄断资本的同盟关系为背景，利用天皇的“圣断”，以相当于“宫廷政变”的行动甩掉了军部，于是，“大日本帝国”崩溃了。
    （材料来源：1979年日本评论社版《体系·日本现代史（3）日本法西斯主义的确立和崩溃》。吕昶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