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性质和“战争责任”等问题，历来是东西方学者十分重视的研究对象。由于各国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和政治倾向不同，以致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很难取得一致，争论长期不休。争论的焦点是“战争责任”问题，即哪个军事集团，哪些交战国或哪个交战国应对这次大战的爆发承担主要责任？其中，苏联学者和西方学者对于协约国参加者的“责任”，主要是英国和俄国政府罪责孰重问题的看法是截然不同的。当然，苏联学者的观点也并不是始终如一的。例如，波克罗夫斯基在20年代曾把发动战争的责任全部推在俄国身上，但是随着“俄国是半殖民地”的论断得势，他在30年代便转了一个大弯，证明俄国帝国主义扮演着“发动战争的次等的甚或第三等的角色。”①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苏联学者关于“责任”问题的口径渐趋一致，即竭力为战前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辩护，同时片面誇大英德矛盾的作用，把这一矛盾说成是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主要矛盾”。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准备另文专门论述。本文的目的仅限于对与上述问题有密切联系的第一次大战前的英德关系作一简略的回顾，并对西方学者的一些观点加以评论。
    一
    西方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看法的特点是：一方面设法为英法政府减轻和开脱战争罪责，另一方面则强调俄国与德奥冲突的重要性，突出俄国对外政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的作用。西方学术界甚至流行这样一种说法，仿佛是俄国把法国和英国拖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②美国历史学家悉·布·费（或译费伊）虽然标榜“客观”和“不偏不倚”，但他在自己的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中到处都表露出袒护英国政府的倾向，一再强调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维护和平的“诚意”。③另一位美国历史学家雷湟·阿尔布莱克一卡里埃也认为“格雷的善良愿望是无需怀疑的”，英国只不过犯了“疏忽的罪过”，使德国对它的政策产生了“误解”。
    《新剑桥近代史》第十二卷维维安所撰《1914年战争的逼近》一文中反映出的西方学者（包括作者维维安本人）的一些较新的观点，似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独特性，并与本文讨论的对象有密切联系，所以我们想略加剖析。这些观点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种误称”；这场战争与“帝国主义矛盾”无关；不应把它的根源追溯到“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建立”；它的远因和近因的分界线应划在1912年，等等。
    维维安在说明何以是“误称”时提出这样一些理由，即战争的原因和它的战场一样，都主要是属于欧洲范围的，“其中爆发出的民族对抗是欧洲的；并且欧洲内外交战国的排列组合与欧洲列强的帝国利益或欧洲以外的民族野心的真实分野都不相符”。这些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难道战争的原因只限于最直接，最表面的现象，而不考虑这种现象所反映出的远远超出欧洲范围的背景？难道列强之间的关系不是既争夺又勾结的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而只有当英、德站在一起反对俄国或俄、德站在一起反对英国才符合这些“帝国利益”的“真实分野”？其实， 争论1914年爆发的战争究意是世界范围的还是欧洲范围的，这本身并无什么意义。维维安的真实用意大概是想以此否定这次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在他看来，仿佛“全球性的战争”才与“帝国主义矛盾”发生联系。这显然是对“帝国主义”的曲解，因为帝国主义的利益并不仅仅置身于欧洲范围之外，巴尔干问题正是集中地反映了各种帝国主义利益的激烈冲突。所以，即使大战的参加者都是欧洲国家，是一次地地道道的欧洲战争，也决不能否定其帝国主义性质。
    在谈到1912年应为远因和近因的界限时，维维安解释道：“1914年7 月危机的三个主要原因”即“联盟体系”、“巴尔干民族主义”和“英德海军竞争”中的前两个原因到1912年时才开始其“决定性的发展”；而“不同于那些欧洲问题的”海外冲突的最后一个原因这时也“随着法德摩洛哥协定的签定而消失”。⑤
    在我们看来，“三个主要原因”的论断，只不过是悉·布·费的所谓“五个基本因素”的删节版，这里不拟详析。需要指出的是，把巴尔干冲突仅仅归结为民族主义问题，是难以自圆其说的。比如，维维安本人在他的文章中也不得不谈到（虽然带有偏袒德奥的倾向）一些表明德奥和俄国在巴尔干争霸的情况，指出俄国“嫉恨”德国不仅是因为“斯拉夫人的解放”问题，并强调俄国在巴尔干的“霸权”和“领土野心”。⑥还必须指出，巴尔干地区的冲突由来已久，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严重的危机，远的不说，1908年的波斯尼亚事件就几乎引起一场大战。怎么能说，这里的“民族主义”直到1912年才开始其“决定性的发展”呢？关于“联盟体系”，那末三国同盟的核心即德奥关系早在19世纪70年代末就已确定，而另一个集团一三国协约的核心即俄法关系也是在19世纪90年代初就明确了的。随着1904年英法协约和1907年英俄协定的签定，这个集团得以最后形成。虽然它的结合（特别是英俄之间的关系）在形式上不如德奥关系那样紧密，但不能认为1904年和1907年这些事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正如格雷所说，这些事件使得英、俄、法三国形成了“一个外交集团”⑦。英国历史学家柏雷提出另一种意见，认为“波斯尼亚危机做了无论英俄协定还是君主们在雷瓦尔的会晤都没能做到的事：它建立了三国协约”。⑧这个观点显然值得商榷，但却有助于说明：三国协约形成的“决定性阶段”无论如何也不是要等到1912年才开始。至于海外冲突消失之说，也是很牵强的。从表面现象看，摩洛哥危机也并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最后一个海外冲突问题。德法协定签定后刚过一个月，就爆发了到1912年10月才结束的意士之间的黎波里塔尼亚战争，这次战争曾被人不无根据地称为“摩洛哥纠纷的继续”，⑨它同时也是1912年巴尔干战争的催化剂。如果说维维安指的是大国之间的冲突，那末英德之间更深刻、更直接的冲突即巴格达铁路引起的冲突也未最后解决。其实，摩洛哥危机的严重性并不限于问题的本身，而在于它所反映的英德矛盾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但是，作为英德矛盾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的海军竞争非但没有结束，反而更加激烈。德法协定签定后，德国首相贝特曼和外交大臣基德伦遭到朝野抨击。海军大臣提尔皮茨说道，该协定使“德国蒙受了挫败，因此我们必须用一项补充的海军法案予以补救”。⑩于是，他利用国内的不满情绪并在威廉二世的支持下通过了1912年海军法案。
    看来，维维安为“选择1912年”提出的上述理由，是为了进一步论证这次大战的非世界的和非帝国主义的性质，而其更重要的目的，则是为了减轻英国对这次战争的责任。
    既然“海外冲突的最后一个原因”消失了，那末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原因之一的“英德海军竞争”的意义就不怎么重要了。至于1912年才紧张起来的“巴尔干民族主义”问题，那主要是俄国的事。协约国的联系虽然有所加强，但“俄国和英国之间的单独联结线是纤细的--它给予俄国的保证完全是通过英国对法国的义务和意向而实现的”。（11）
    总之，英国在“三个主要原因”中所起的作用不大，英德矛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关系中的地位是不重要的。这就是根据维维安的逻辑必然得出的结论。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而是西方学术界的传统观点。
    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19世纪70年代以来英德关系的演变过程表明：英德冲突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所起的作用虽然不是唯一重要的，但也不能低估。